他本身就会牢牢的记住这件事情，不会忘记。
随后，郭鹏让诸葛亮把毛玠在雍州、吕虔在凉州所需要做的事情都跟着做一遍，限制民间商业的发展，严格控制规模，回笼资金，然后等待中央的支援。
对于这件事情，郭鹏其实是感到些许无奈的。
初次应对经济萧条冲击的魏帝国的官员们还显得颇为稚嫩。
他们普遍不擅长应对小农危机之外的经济危机，对于纯粹商品经济方面的危机，他们很不适应。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经济是个很复杂的东西，需要非常广泛的情报网和高速的讯息传递才能搞起来，而且概念较为抽象，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
一个脑袋转的不够快的人，是很难搞懂经济学原理的。
相比之下，前人留下丰富经验的农业就好搞多了，应对农业危机也是中国官僚们的老本行。
虽然做起来不能说总是成功，也会造成农民起义之类的事情，但是总归能套公式，研究农业的书籍一部接着一部层出不穷。
最后成就了小农经济的巅峰——精耕细作，把种地研究出了花儿，研究到了极致。
与之相对的，研究商业的古代经济学书籍则极为稀少。
除了少数有名气的如管仲之类的商业天才提出过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之外，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更愿意研究农业，而不是商业。
这当然是现实的逼迫，生产力的限制所限，商业的发展不能毫无限制，但是这是很难把握的事情，限制与不限制之间如何找平衡是很为难的。
所以先人干脆选择了舒适的一刀切——重农抑商。
长期生产力的限制和土地兼并问题使得重农抑商逐渐教条化，这使得中国人没能及时打开视野，跟上第一波全球化的大浪潮。
明末清初，中国人打败了第一拨西方殖民者，把他们驱赶走，却未能真正的注意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并且敞开胸怀去直接面对。
高产作物的引入和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本该让中国积累起足够面向大海的原始资本，跳出精耕细作的怪圈，吸纳欧洲技术，奋起直追，开始大航海时代。
可取代明政府拥有统治权的满清政府却没有改变明政府僵化的统治手段，受限于本身的局限性和僵化的儒家思想而不能也不愿去做。
他们为了尽快获取统治权、稳固统治地位，在大力镇压江南地主士绅反抗的同时，也与更多的地主士绅达成妥协。
蛇吞象的建国方式让他们的统治始终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紧张无比，除了雍正皇帝以外，几乎没有敢于做出任何革新的皇帝。
这使得中国人失去了跟上西方脚步避免沉沦的宝贵窗口期。
魏帝国眼下无法突破生产力的限制，但是郭鹏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官员和民众、让魏帝国上上下下的人们普遍感受一次除了农业危机之外的其他危机的机会。
不仅要感受，要面对，还要记录下来，传于后世，让后世人知道魏帝国是怎么应对这一次极为特殊的经济危机的。
帝国不仅仅有农业危机，也会有商业危机。
只要发展商业，发展经济，就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应该如同农业问题一样得到研究和解答，让后世能够学习前人的经验。
帝国官员和百姓不仅仅要熟悉农业危机，更要熟悉商业危机，从而展开研究、学习，诞生中国本土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这是魏帝国十分需要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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