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主攻妇科的医生和年轻妇人往来的多，所以通常都年高德劭，最好白须飘飘，颤颤巍巍。这样能让惯常封闭的乡里居民觉得放心些。
陈自明却是个例外，他相貌堂堂，今年还不到三十岁。因为父祖两代行医，所以在地方上很有名望，也得人信赖。陈自明本人痴迷医术，有时候干脆不靠着看病赚钱，收取的费用很低，甚至对穷困的家庭免费，名声当然是极好。
过去两年里他不在抚州，乡人颇觉不便，前些日子他托人传信说即将回来，翘首以朌的人很多。
陈自明离了临川，往自家乡间的院落去，短短十几里地，先后被好几拨人拦住。每一拨人都是打着欢迎的名义，到最后又几乎每一拨人都在含蓄求问，陈家大郎这两年闯荡，手头可有余钱，能不能接济下湘里乡亲。
这局面让人觉得古怪异常。
陈自明去年秋天辞别了上海行的东家，一路溯江回乡，沿途所见，不说两浙路的膏腴之地，大江沿岸的池州、和州、宣州等地，都显得活力很足。陈自明在登岸采买药品的时候，明显能看出来城里的人潮汹涌，新开的商行也多，不少城市开始在城墙以外扩张出新的商业区，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这和早些年胡马窥江后的萧条感觉完全不同。
他知道，这是南北两朝之间贸易和往来愈发密切的结果，是两个俱都拥有五千万以上在籍户口的大国，忽然打破了隔断数百年的藩篱，开始在各个层面互通有无的结果。
经过临安行在的时候，陈自明听很多人在讨论这局面。有人说这样下去，北方不断渗透南方，而朝野富贵之人无不被利益收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是奸相史弥远的阴谋；也有人说，北方毕竟是无知虏人，徒然仗着粗野蛮勇，若能依靠贸易，使他们沉浸到富贵温柔里头，数年之内大宋或可不战而胜，足间当朝执政之人的英明睿智。
对这种大政，陈自明全然不懂，他是医生，不是书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细查朝堂大事。他只觉得，这种繁荣景象和他所供职的商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总是让人有点自豪的。
但这种自豪感，在他抵达抚州，回归熟悉的乡村之后，开始急速消褪。
短短十数里路，就让陈自明体会到了，大宋城市有多么繁荣，乡村就有多么萧条和穷困。
按说江南西路虽不能和两浙相比，也是鱼米之乡，百姓的生活是过得去的。就算不富裕，只要有手有脚，至少吃一口饭没有问题。可这两年里，越来越多的豪商把手伸进乡村，使得原来千年不变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起初豪商们只是大量地采买粮食，此举很快提高了粮价，一定程度上，还打击了朝廷名目繁多的籴买取粮之法，无论乡中的富民还是租佃经营的普通农户都得了好处，从事粮食转运贸易的担夫、船户、行商也有分润。
粮食贸易的利益，很快引动许多豪商巨贾，开始在沿江各地大肆并购土地，组成专门向北方出售粮食的田庄。为了抓住北方连年厮杀的机会，尽快获取土地，以产出粮食，带来巨额利益，无数乡村里，土地兼并的速度被大大加快了。本来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短短两年里激烈进展，伴随的，则必然是官府与百姓之间、富民与佃农之间的剧烈矛盾，进而诱发出欺诈、掠夺和暴力。
而这只是开始罢了。
因为北方的战乱迅速被大周平定，北方对粮食的需求急速减少，很快代之以茶叶、药材、丝绸等物资。于是许多地方的庄园又纷纷把粮田改为茶园、桑田或者去种植药材。
这个过程中，也同样伴随着权力的博弈，少不了欺诈、掠夺和暴力。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或者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耕作技能无处发挥，不得不集聚到城市，被纳入到越来繁荣的商业体系里。而留在本地的农人，则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得生活。
因为官府和背后有高官贵胄支撑的豪商总能取得一致，压力必然则被转移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当百姓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就不得不求助于借贷或抵挡。
这两项，又恰恰是大宋朝廷或商人的最大财源之一。哪怕官方的“质库”或“谷贷”，一年的利息都要超过五成。一家普通农户在踏上借贷之路以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迎来借新债还旧债、卖地还债乃至卖身还债。
所有这些事情，就在两年里发生。因为发生的太快，朝中大臣们几乎没人感觉到这个变化。因为大宋本来就商业繁荣，许多事情本来就在不断发生，这两年似乎过于密集了点，也不至于让人提起警惕。
就算提起警惕了，大宋也不会作出任何反应。
因为大宋固然富庶，大宋朝廷却积贫许久。大宋的财政上连年亏空，会子不断贬值，经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是北方五千万人的巨大市场，给大宋的财政续上了命，大宋不能放弃这条命。而贸易上的巨额利益分润，对于绑在这条线上的，以史相为首的无数官员来说，也同样是命。
那么，一件事有百利而唯独一害。承受那害处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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