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于萱生前的坚持，她的遗体很快被烧成骨灰，并会被尽快送回她出生的城市，在那边，有她生前就已经选好的墓穴，她甚至写过一张条子，仔细记载了她希望最后说穿的是哪条裙子，怎么打扮，如果有遗体告别仪式，她喜欢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她最后一眼。
她的设想周到细致，令活着的人很惭愧，因为最后能自发为她做的事，显得很少。
她甚至明令，不希望王铮来送她最后一程，因为连王铮的发病也在她的预计范围内，她留下的话很于萱式：哭哭啼啼什么的最烦了，都别来吵我。
王铮显得很配合，他一言不发地遵从了于萱的意愿，按照于萱的想法，去灵堂最后看了她打扮得美美的一次；按照于萱的想法，不去送她的骨灰上飞机；他甚至于没有流泪，因为于萱说过，她这辈子，不想过哪怕一秒钟，类似肥皂剧的恶寒剧情。
王铮想起，很多年前，他跟于萱一起在饭堂吃饭，电视机里转播着在国外意外死难的中国记者遗体回国时的情景：年老的父亲抱着女儿蒙着黑纱的画像哀嚎得肝肠寸断，周围的人不得不用力将他搀扶着，镜头不遗余力地拉近他的脸，父亲脸上鼻涕眼泪一把流，哭得分外狼狈，而正是这样不加掩饰的哀恸，周围的人无不闻者伤心。
就连坐在他们身边的女同学，都悄悄红了眼圈。
但于萱使劲盯着屏幕，然后回头用不无惊诧的神情问王铮，如果她是那位父亲，身在其中，却没办法哭出来该怎么办？
气氛如此哀伤，镜头内外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你，都在默默地期待看到痛哭流涕，老泪纵横的一幕，都在等着你的哭嚎，来共同完成哀痛的仪式，来将痛苦神圣化，在那样的情况下，个人情绪必须被夸大，必须通过一些大家都认可的哀伤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不这样，你就是在跟所有人心里面的神圣化仪式做对。
但问题在于，在众人面前痛苦流涕到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感情真实吗？它难道就是表达哀恸的唯一方式？
“我很小的时候死了母亲，我没在她的葬礼上大声哭泣，大家都视我为无情无心的怪物。”于萱随后抽着烟，冷淡地告诉王铮，“那时候我不明白，我明明早三个月就已经知道她要死，而且是死于无法挽回的意外，为什么我却要表演得好像我被骤然打击到痛不欲生？”
抽烟的于萱总是比不抽烟的于萱显得淡漠，有种源于骨子里的沧桑从二十岁的年轻身体中弥漫出来，她弹烟灰的姿势总让王铮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不是在弹烟灰，而是在将体内的某种阴郁借着这个动作耍出去。
“我有自己的方式怀念她，我爱她这点毋庸置疑，但我不想用大家期待的那种方式去嚎叫，我做不出来这种事，我有错？”
她挑着眉毛，斜觑着看向王铮，大有如果你敢答是我就不放过你的姿态，王铮笑了，摇头说你没错。
“就是嘛，”于萱哈哈笑了一声，悄无声息把烟灰弹进王铮的鞋里，调皮地眨眼，“我以后要是死了，你也照着自己的方式怀念我就好，千万别哭哭啼啼，记住了？”
“记住了。”
一语成谶。
王铮把家里钥匙给徐文耀，请他帮着把书柜上一排的诗集全带来，从里尔克到波德莱尔，横跨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翻译诗集，曾经的少年在校园里大声为女孩朗读过其中的名篇，少女未必听得明白，但她很入迷，总是一边抽烟，一边拼命点头说念得真好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他们不像同龄人那样消遣动漫，消费日韩明星或欧美摇滚，他们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天地里，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男女那样，那时候的大学生们愿意大声诵读普希金、诵读契科夫、诵读左琴科，那时候他们相信有种叫信仰的东西，也能承担得起诗情和浪漫，因为激情跟血液里的青春，暗然相合。
现在，王铮把那些诗集撕开，一本一本，一页一页，烧给于萱。
他想了很久该怎么来怀念这个重要的朋友，他想其实他们已经告别过了，在最后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都尽可能地对彼此好，尽可能地倾听，尽可能地诉说，尽可能地互相抚慰，他想起于萱，回忆里面除了离别的痛，更多的，却是浮上来的经久不衰的温暖。
那么，为何需要大声哀嚎呢？
悲伤是肯定有的，一个人的缺失，无法弥补和替代，但是王铮忽然心里变得安宁了，他想起于萱那么用力地替他着想，癌症末期的痛折磨得她瘦骨嶙峋，但即便这样，该替他安排的，于萱都安排了，这些何尝不是于萱在表达一种补偿？
活着，然后活得更好，即便没有我，这也是可能的。
他病了，手没力气，有些装帧精良的书根本撕不开，较劲了一会，不得不放下，想着歇口气再来。
有人伸手接过了他手中的书，这是一双老人的手，却意外修长有力，王铮抬头，看到的，是一张酷似于萱的脸，往日严峻的眉眼间，如今笼罩一层浓重的哀伤。
是于萱的父亲，于参谋长。
王铮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又捡起身边另一本书，借着撕和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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