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朝会，杨广宣布了大索貌阅的事情。
大索貌阅，堪称大隋最大规模的地方巡查，而且巡察使也都是中枢大老级别的官员来担任，官越高，下面的人也会憷你点，官太小了，底下是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杨广的话刚一抛出，下面的人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因为这种巡查，就是冲着他们去的。
但他们也心存侥幸，因为每一次的大索貌阅，不是巡查整个天下，而是某一个地方。
开皇年间的巡查力度不大，是因为杨坚不愿意把人得罪的太厉害，而且国库也一直充盈，所以没必要手段太狠。
今时不同往日，国库现在没钱了，洛阳又一口气修了好几座大仓，皇帝还打算装满呢，所以很多人以为，杨广的大索貌阅，就是下去给国库找钱去的。
那么最大可能巡查的，就是巴蜀和荆州，一般不会去西南和岭南，因为这两个地方，你一查，它就造反。
朝堂中的官员，七成来自关中，所以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关中巡查。
于是李浑先站出来道：“陛下既然有意派遣巡察使，臣以为巴蜀最宜，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巴蜀豪族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连年以来，赋税却为天下最少，这个地方早该查了。”
他说的没错，四川这个地方非常特殊，问题的复杂程度不比岭南差多少。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地方豪族的形成，是在秦朝时期，主要是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遗族、豪民、商贾、屯户移民过来逐渐发展而成。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集宗族、权力、财富、文化为一体的典型豪族特征，但是比起中原氏族还是差了一大截，因为他们有地域局限性。
大隋立国之后，杨坚仍然延续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对巴蜀地区施行“回避”政策。
这个回避政策的意思，就是朝廷用人，不用巴蜀人，即使地方官员任命，他们的左官吏员，也不用巴蜀人，算是彻底堵死巴蜀豪族的上升通道，为的就是瓦解地方势力。
完全插手不进政治体系，巴蜀本地豪族也在日益没落下去，尤其是蜀王杨秀坐镇之后，更是大开杀戒，谁不听话，就干谁，整整二十年，把个巴蜀地区治的是服服帖帖的。
但是，人家这个服也是表面上服，心里还是不服的，所以就导致大隋的赋税政策在这种区域性大族掌控的地方，完全施展不开。
别的地方收上来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多，这里自从杨秀被废之后，一年比一年少。
对于李浑的观点，裴矩不怎么认同，站出来道：“巴蜀情况复杂，想要改善非一日之功，还需从长计议，臣以为此番巡查，以荆州为宜。”
以裴矩的精明，都没有想到杨广想巡查河北。
这很正常，河北都成了那副样子了，正处于恢复阶段，查什么查啊？就不怕再冒出几个高应年？
杨广却是又将话题扯回到了巴蜀，皱眉道：
“巴蜀之疾，一直为朕所忧，朕不欲再封总管，可是长此以往，巴蜀氏族只怕会越来越放肆。”
早在开皇年间，杨坚就说过一句话：巴、蜀险阻，人好为乱。
意思这个地方路不好走，本地人还喜欢搞事情。
于是杨坚直接把关中通往巴蜀的官道，剑阁道给毁了，另外开辟一条更好走的道路，方便控制巴蜀。
历史上，因为巴蜀地区的郡县主官都是些不入流的人物，没权还没兵，使得本地豪族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朝廷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和平关系，所以才有“隋末剑南独无盗寇”一说，也就是隋末大乱斗，这地方压根没参与。
杨铭也认为，当下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稳住巴蜀，想要解决遗留千年的巴蜀地方豪族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一位鸽派大老坐镇巴蜀，与地方豪族沟通来解决赋税问题，但是杨广明摆着不愿意派这种封疆大吏，所以暂时无解。
苏威站出来，道：“巴蜀赋税问题，需要能臣贤吏方能有所改善，不宜以强硬之姿，压制当地，臣以为，还是再设总管为宜。”
牛弘也赞成道：“眼看着巴蜀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少，再这么下去，恐成顽疾，臣以为总管一职，宜早不宜迟。”
杨广有点犹豫了，以他的角度来说，肯定不愿意在巴蜀放一个区域性的大总管，这对皇权是一种挑战。
当年杨坚没有这个顾虑，是因为人家放的是亲儿子，但是杨广眼下，一个儿子废了，一个儿子是太子，还能派谁去呢？
这种地方，不是直接血缘亲属，绝对是不放心的。
所以接下来，大家议论了半天，杨广还是没有松口，皇帝的立场，赋税少一点无所谓，但不能影响到皇权。
于是杨广道：“巴蜀的问题，再议吧，但荆州也绝非上选。”
好了，这下该杨铭出马了，只听他道：
“儿臣以为，上选其实是河北。”
这话一出，很多人都懵逼了，裴矩也是一脸诧异的埋头沉思，揣摩着杨铭的心思，不过片刻，他就想明白了。
这是想赖账？
朝廷这一次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欠下了一个天量的债务，总共一千九百万贯，河北独占一千万。
听起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点钱好像不算什么，扬州铸币场加上关中铸币场，一年就能出一千多万贯，而国库的结余，也不只这个数，似乎轻易就能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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