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对海瑞回京没有任何的意见，下了书押，也下了自己的印信。
而后文渊阁会草拟一份圣旨，把海瑞过往做的事数一数，把举荐的人的名字也写到圣旨里，再快马加鞭送到海南，海瑞才能动身回京。
海瑞回到京师至少要一百八十天，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北衙到琼州，路途遥远。
朱翊钧在读书，他不怪那些言官们朝天阙。
给事中、监察御史，大多数都是给刚从翰林院观政的新科进士的官员，都是些年轻人，他们热忱、他们热情，他们热血，他们冲动，他们对国事愿意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对邪恶不能容忍，他们同样容易被人利用。
都察院那么多的御史，全都是晋党的人？
但是一小撮坏到流脓的狗东西，四处煽风点火，这些御史们就容易被鼓动。
风力、舆论、清议，多数都是如此。
朱翊钧并不怪他们，年轻人不气盛，年轻人不热血，那还是年轻人吗？他们的血冷了，那大明才是一潭死水，根本没救，可以等死了。
只是经过此事之后，朱翊钧发现，葛守礼大约真的不知道陆树声失仪之事，被御史们编制的信息茧房，牢牢的控制住了。
海瑞回京，也会被信息茧房，牢牢控制住，而后成为族党们手中的利刃吗？
朱翊钧一脸平静的读书写字，等到海瑞回京，这把刀一定会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中。
张居正坐直了身子，开始廷议第二件事。
戚继光回京。
戚继光要回京了，而且是开奉天殿领赏。
张居正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对戚继光驻扎北土城、入德胜门、入东长安门、入承天门的具体时间和礼仪，都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张居正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礼部尚书陆树声，他希望陆树声不要在这件事上自误。
“族党排异不胜不止，陛下深忧、太后焦急，雒遵、景嵩、韩必显三言官弹劾一部大臣之事已经了结，应当洗心涤虑，用心办事，莫要自误。”张居正合上了手中的奏疏，用极为平淡的声线，讲着威胁最重的话。
富国强兵，就是张居正当国的总方针，陈五事疏是他变法的第一步。
而富国要抓税赋，抓税赋就要抓吏治，所以他推行考成法，唯有吏治清明、上行下效、政令通达才能收得上来税，没有吏治，谈收税就跟谈青楼女子卖身不卖艺一样的滑稽。
而强兵，则主要以蓟辽总兵官戚继光的南兵为核心进行强兵。
这是不符合大明制度设计的，不符合祖宗之法的。
戚继光的南兵为核心的十万雄兵，是大明朝的快反支援部队，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南有战事，都可以进行调度。
这本应该是京营的职责。
戚继光的蓟辽军队就是再强，那也只是边军，不是京军，名不正则言不顺，张居正让戚继光执掌三镇之地，这样做，是极为危险的。
因为边军很容易变成尾大不掉的祸患，这个过程不以戚继光本人的意愿而转移，更加确切的说，蓟辽军会被变成了祸患，有人会把他们变成逆贼。
如果可以给戚继光封爵，哪怕仅仅是个流爵，也能把戚继光调入京师，成为京营总兵官，那京营之事，就不会如此糜烂了，强兵之事就变的名正言顺了。
因为京营是天子亲军。
明初的时候，明成祖朱棣曾经下过一道诏书，让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高炽，无论是风霜雨雪，都要到京营操阅军马。
边军戍边，京营征伐，是大明的祖宗之法，但是大明京营在明英宗复辟解散，在明宪宗继位后重组，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大明军容耀天威了。
张居正在一步步的试探，试图以功劳给戚继光封个爵位，而后戚继光就能名正言顺的回京来做总兵官，这样一来，才是强兵本务。
张居正看着礼部尚书陆树声，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若是这次戚继光入京之事，再出了岔子，那就不能怪他不客气了。
张居正有没有手段，他的手段很多，但是给人泼脏水，是最简单的事儿了，陆树声若是敢在这种廷议通过的事儿上捣乱，那就不能怪张居正做那个小人了。
比如找几十个孩子跑到陆树声的府上寻亲，无论陆树声的品德是否高尚，都只能致仕了。
廷议还在继续，朝臣们还在吵架，朱翊钧仍然颇为认真的读书，再没有说过话。
张居正在说完戚继光入京之事后，也变得心事重重，他其实有些担心，陛下对科道言官们产生误会。
科道言官和阉党一样，都是人厌狗嫌的存在，不招人待见，张居正也烦这些人，葛守礼直呼其名，攻讦首辅，张居正能咋办，他也不能怎么办。
科道言官真的有存在的必要，虽然他们时常被当成攻讦大臣的刀，但若是朝堂上没有了这些刀，才是乱套。
科道言官，是大明纠错机制极为核心的一部分，虽然这种纠错机制在族党的利用下，逐渐变质了。
朝天阙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斗的手段，而不是纠正皇帝错误政令的机制，就像晋党最开始是为了解决边患而走到一起，现在已经变成了垄断对鞑靼贡市和走私为利益核心的族党。
“臣等告退。”群臣恭敬行礼，离开了大明朝的文华殿。
张居正甩了甩袖子，作势就要行大礼跪下说话，他朗声说道：“陛下，臣有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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