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仁想到了这一点，也终于开口说到了最关键的一件事。
“享保五年，德川宗尧，献《大日本史》，其中唐国为《诸藩列传》，而本国皇室以《本纪》记之。天皇，天子也。”
“唐国既以琉球朝贡之名出兵，只恐《大日本史》必为第一要谈之事。此事若不能定，只恐后续所谈，难以为继。”
“以臣事之乎？死战到底乎？以宋论，‘臣构言’，遗臭万年。吾实不肯承此遗臭。”
一条兼香深吸一口气，反问道：“后水尾天皇时，天皇至二条城见德川家光，此非辱乎？比之靖康如何？”
更难听的故事，一条兼香还没有说，真要说起来，更恶心的事还有。
昭仁一时间语塞，心里琢磨了一下后水尾天皇去二条城“拜见”德川家光，和“臣构言”之间是否有区别。
在昭仁看来，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纯以皇室的视角，好像也差不多。
一条兼香继续道：“陛下若想死社稷，当背此骂名，而求幕府之稳定。唐国人不攻西南诸强藩，难道是打不过吗？幕府若权威尽失，岂非大乱？大乱之下，又如何卧薪尝胆、以复大辱之仇？”
“若诸藩林立，通唐国者有之、通荷兰者有之，乃至于重信切支丹教者恐亦有之。”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若唐宗渭水盟后便死，无有灭突厥之大业，其名如何？”
“如今日本，所能担起卧薪尝胆之重任的，唯有幕府。”
幕府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现在能承此大任的也唯有幕府。再差的集权统一、哪怕是名义上的，在抵御外辱的时候，似乎也比藩国林立要强。
尤其是“外辱”的军力远比内部强大的时候，若是外部的力量还在骨镞木弓，内部已经铁器火器，那倒是区别不大，可那样也没有“辱”字可言。
现在有能力独自整合日本，卧薪尝胆的，也只有幕府。
大顺隔得并不远，而且朝鲜作为藩属的前提下，其实距离也就是从对马到福冈藩的距离。这和西洋诸国在东南亚还未站稳脚跟、新井白石新政之后琢磨着炮舰开国却凑不出兵力的情况，完全不同。
从对马相距福冈，不过百余里，这种情况下搞“王政复古”、亦或是“尊王攘华”，都是不智的。
这个时代，是否沉睡、是否开拓，只需要看这个国家对地理学的在意程度就可知道。而这个时代的地理学，总是和航海息息相关的，也和对外部的情报知晓程度息息相关。
一条兼香就算不懂这个道理，却也明白另一个道理：
日本也并不特殊，不会缺石敬瑭。
真要是幕府的权威尽失，福冈、岛津、长州各藩，谁都可以做石敬瑭。
就算德川吉宗贪天功为己有，说地瓜种植来抵抗享保大饥荒是他自己的主意，号称萨摩芋是他主动要求的、《甘薯救荒书》是他要求翻译的，可也终究绕不开日本史书上的记载：
【先是，琉球贡甘薯于萨摩，长崎唐人细作刘钰者，亦舶之数船，贡《甘薯救荒书》，吉宗以饥民为念，不觉其诈，以为善，以种各处。是歉也，赖以免饥者甚多。】
现在德川吉宗明说了，刘钰是奸诈之人，可见大顺对日本的心思，早在数年年、将近十年前就已种下。
大顺不可能不知道日本的情况，也不可能不知道关原合战之后，西军的那些人不是靠德川家的怜悯而活下来的，是靠自己的实力迫使德川家让他们继续为藩主的。
这时候若幕府权威尽失，想当“石敬瑭”的人，怕不是要排队。甚至有些人会“欲当石敬瑭而不得”。
一条兼香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局势，最好的结果，就是和谈，让日本保持旧有的平衡。
卧薪尝胆也好、积蓄力量也罢，总需要一个领头的。此时除了幕府，谁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继续死撑下去，大顺就是不打当年的西军后裔，就是猛打谱代大名和亲藩大名，甚至只打幕府的旗本，那又怎么办？
现在大顺的态度，已经明显传递了一个信号：我能去京都，也能直接打幕府的直辖地。台阶已经给了，别给脸不要脸，到时候真以‘王政复古’、‘大政奉还’的理由，支持西南强藩造幕府的反，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问题是大顺近在咫尺，就像是大顺打着琉球被萨摩入侵的理由来攻打日本一样，这‘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在近在咫尺的大顺眼皮子底下，那也不过是大顺的均衡之策而已——以史为鉴，东虏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可实际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点了一下昭仁，昭仁亦知道这不是随口说说。
看着空荡荡的紫宸殿，听着外面已经安静下来的静谧，知道御所外城已经完全被大顺军控制了。
“所以，就像是唐国将军所说的，要知小礼、更要知大义。哪怕唐人要求删减《大日本史》、要求改《本纪》为《世家》，也要答应。如此，才算大义吗？”
一条兼香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陛下，若幕府能够卧薪尝胆，成三千越甲吞吴之复仇，可谓大义；若幕府卧薪尝胆不成，不过武侯六出祁山无功而返，陛下也只能落得和宋高、明英一样的名声。”
“只是，未来之事，谁又能够知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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