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到历史上荷兰商人跑到阿姆斯特丹公司总部告状，说总督过于优待高等华人。
对中层的手工业者、买卖人、开饭店的、开旅店的华人，有没有压迫？有。而且很深。
对底层的奴工、契约工、债务奴隶等华人，有没有压迫？有。而且非常深。
但是，对金字塔最顶端的十几家华人，此时几乎是没有的。
在大顺，他们头顶还压着一个朝廷这样的庞然大物。
而且，八字不合。
大顺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问题，所以大顺最擅长调和的矛盾也是兼并和小农的矛盾，用同样的逻辑去处置工商业矛盾，就会经常性出现“割以永治”的情况：我把萌芽都干掉，不就不用处置我不会处理的工商业矛盾了吗？
最简单的开矿，为什么王朝经常禁矿？因为矿主和矿工的矛盾，用对付地主和农民那样的手段，处置不了。
地主的地，逼急了，万一遇到清官，查清楚，退还土地，人人歌颂。
再不济，揭竿而起，均田免粮。
矿呢？工厂呢？拆成小块？
一个集中了权力的封建王朝，怕那几个矿主、机户吗？随便就弄死了。
怕的是和矿主、机户对立而生的矿工、织工。
与其说封建王朝害怕资本主义萌芽，不如说他们害怕萌芽带来的无产者。
巴达维亚这边的情况，就是类似的。
糖厂工人，和糖厂老板之间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那样的矛盾吗？能用同样的思路解决吗？把榨糖的机器拆成小块？把甘蔗园分成小片？
《大顺律》是传统封建王朝的法律，解决不了巴达维亚布尔乔亚和拉查隆尼之间的事。只会倾向于选择把两者都一起抹掉。
大顺，是标准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它无力调和雇工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
除非是后者的矛盾达到了一定程度，旧的统治阶级和统治手段无法照旧统治的时候，一个能够调和此种矛盾的国家就会诞生：
这个国家可能叫大顺，也可能不叫大顺，但肯定不是现在的大顺。
也不仅仅是“奴工”、“压榨”这些黑暗面。
《大顺律》同样无法解决巴达维亚这边的股份制、雇佣合同、产权所有、私产保护等等一系列新问题。
所以不论是暗面、还是亮面，巴达维亚的高层华人，都不希望大顺的统治延伸到巴达维亚。
在大顺的本土，旧有统治阶层的实力强大，他们无力反抗，也无力如同欧洲同行一样，能摁着皇帝的脑袋要求答应他们的条件。
所以在远离大顺的海外，他们也不希望大顺的手，彻彻底底地伸过来。
除非大顺这边明确给出了日后如何统治南洋、如何保护他们利益的条件。
一来红溪惨案并未发生，这些人并不知道荷兰人的危险；二来屠杀未发生的情况下，七省共和国的法，也确实比封建大顺的法，更适合他们这些金字塔顶层的华人。
种种因素下，连富光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
至少，主动把这件事挑明。
倒不是说自己去说自己不要天朝的管辖，而是只要点清楚这件事要解决，至于怎么解决留给大顺和荷兰。
自己，则根据大顺的态度，判断该怎么站队、如何站队。
此时大顺的战列舰已经靠的很近了，自小被荷兰人的分尸之刑吓到认为荷兰不可战胜的连富光，内心的天平已经倾向了大顺不可战胜。
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者说巴达维亚的高等华人的渴望，也就明确且清晰地分出了轻重。
最好，大顺不管巴达维亚的事，一切照旧。
其次，大顺攻下南洋，但法律一切照旧、统治手段一切复用荷兰之法。
再其次，顺荷开战，不分胜负，生意好几年没得做。
最最次，大顺攻下南洋，用在大顺的旧制度，统治经济基础完全不同的南洋。
如果真有可能是最坏的结果，那现在就要考虑断尾求生，准备转型了：比如，变卖家产，跑路回大顺，买房子买地，捐个监生，请个西席教儿子读十三经，准备孙辈科举，重孙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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