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卫军的墙里弹压下，新占领的地盘徐州、兖州的市面日趋稳定，但是还有一股势力却在其中捣乱，那就是田信夫组织的日侨义勇队。他们在党卫军接管徐州之后，依旧跟随张文生的辫子军残部退往海州，同时联络因为铁路阻断而滞留在山东的日军，意图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制造借口。
2月以后，此事逐渐泄露，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3月18日，上海总商会和工商各界首先作出反映，在张园举行有3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提出抵制办法6条:(1)通电政府请维持国家体面，力保利权；(2)组织中华国民请愿会，共图救亡方法；(3)通电各省组织请愿分会；(4)抵制日货；(5)组织民团募集经费，以备不测；(6)创办一种白话报，作为宣传机关。全面部署了国民的反日救亡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各地商会纷纷通电表示坚决不承认“二十一条”，愿以全力支持政府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到3月底时已有安东新义州中华商会、上海出口公会、广州总商会、粤省商团出口洋庄商会、日本大阪中华商会、山西总商会、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杭州总商会、山东总商会、安徽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古巴中华总商会、小吕宋中华总商会、南宁商会联合会、长沙总商会等15个商会，先后发出通电。
除了发通电表态之外，许多商会陆续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抵制。4月初，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虞洽卿、钱达三、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救国储金”活动。8日，“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成立,推举虞洽卿、朱葆三、贝润生等37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设总事务所于上海，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12日，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政府让步讲和，权利丧失，国几不国，今请自本年5月7日之始我4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
此后，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到8月底，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9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到会代表51人，成立全国储金代表联合会，推虞洽卿为会长。会议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进行办法，通电要求各级政府、报馆、商会、储金事务所极力进行；修改了储金团章程，强调自主支配储金用途，增加储金作制造厂之用的规定。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储金活动，虽为防止袁世凯盗用储金作为复辟帝制经费而被迫退还和解散，但是亦已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试图自行担负起挽救国家利权重任的意图。
商会在发起和领导救国储金活动的同时，还发起和领导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3月中下旬，上海商界首先集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与全国各地忙着抵制日货不同，李默涵在这么群情汹涌的情况却只是召集党卫军中高级军官开会。李默涵认为思想认识的统一，比形式更重要。
李默涵开宗明义地对军官们说道：“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提出了《二十一条》，也知道袁大总统之所以把这份密约泄露出来是为了寄希望与英法美俄的调停，可你们知道为什么英法美俄非但不调停，反倒还偏袒日本人嘛？”
有人答道：“英法美俄和日本人都是蛇鼠一窝，希望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根本就是与虎谋皮。”
李默涵说道：“你只说出了现象，却没有说出本质。”
从１９１５年的战况可以看出，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交涉期间，英国正深陷战争泥潭，这种情况使英国无力顾及日本在中国的活动。此外，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５日下午，新加坡郊外的亚历山德拉兵营的印度人驻屯兵掀起了暴动。由于当时驻新加坡的英军几乎全部开赴欧洲战场，因此英国不得不请求日本军队出兵援助。到２５日，在日军的帮助下，英国平定了这次暴乱。平间洋一认为，正是英国将兵力集中于对同盟国作战，它在远东的安全才依赖于日本军队的协助。正是１９１５年的战况决定了英国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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