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欣赏陈芝廷这样的士大夫身上的民本主义思想，朱敬伦甚至都会将他轰出去。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这倒是一个办法，尽管可能把土地划分的更小，原本就一人一亩多的，可能降到一亩以下，但经济危机时期，是选择让一部分人饿死，还是选择让大家一块挨饿，但所有人都饿不死，这不是一个问题。
朱敬伦还有一个问题：“那外乡人呢，现在九龙、赤湾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大量的外地人。”
陈芝廷道：“回原籍！”
朱敬伦摆摆手，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年头只有籍贯，可没有户口。
如果能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将农村人送回原籍生活，可以说经济危机期间，农村能平衡绝大都数社会问题，即便有个别彻底失去原籍关系的城市第二代，第三代工人，经济危机期间城市也不至于瘫痪，总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再大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而农村可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回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破坏的巨大福利。08经济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也没见中国怎么样，这是西方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不管多么先进的福利体系都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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