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歌。
离开神户的轮船上，秦北洋觉得这首歌好生耳熟啊，仿佛远行送别必备的风景，竟也暗暗哼出旋律。
十个月前，当他在天津大沽口，逃上开往日本的轮船，欧阳安娜唱过同样一首歌，只是完全不同的歌词。
其实这首歌，既非中国也非日本，而是美国老歌《梦见家和母亲》。明治时代，这首歌传入日本，被犬童球溪填词为《旅愁》。而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又用汉语填词，成了后世脍炙人口的《送别》。
旅愁渐行渐远。他再也看不清他的光，似与漫山遍野的樱花混为一体，熠熠发光，像一轮小小的太阳。
法国轮船航行在大阪湾，两岸是淡路岛与大阪府，即将进入太平洋。秦北洋还穿着日本拘留所的囚服，就差在额头写上“逃犯”两个字。
他带着九色潜入船舱，误打误撞到了洗衣房，天助我也！他挑了一件亚麻衬衫，配上背带西裤，既不惹人注目，也不显得穷困潦倒，大体属于普通乘客。幸好他身材高大，穿欧洲人尺码也不显大，胸前两条黑色背带，更有机械师的范儿。
秦北洋想要回到上层甲板，刚转身就撞见一个法国人。
充满煤炭气味的走廊，灯光照亮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山羊胡修剪齐整，金丝边眼镜背后，一双灰色眸子。狭路相逢，对方从喉咙里挤出法语“对不起”，便从秦北洋身边绕过，却多看了九色两眼。这条大狗无论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
好像哪里见过？
秦北洋脑中细细扫描搜索见过的所有欧洲人，像一台永无止境的打字机……
记忆定格在上海，海上达摩山，弥额尔天主教堂。
侨居上海的法国古董商人——皮埃尔·高更。
这张面孔曾来求购幼麒麟镇墓兽，他怎会在这艘船上？也许刚从中国启航，路经日本神户，下一站是哪里？香港还是新加坡？但愿不是天津或上海，否则还是自投罗网。
看着高更的背影，九色弓背悄然前进，循着法国人的气味追击。这里基本没有乘客，只有底层船员与司炉工，古董商高更在此有些蹊跷。
七拐八弯到了货舱区，摆满邮政包裹、大宗货物。黑暗尽头有皮鞋与地板的碰撞声。
高更在说话。暗影中还有三个男人：一个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一个是法属非洲的黑人，还有一个是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人，最后一种人在上海法租界有不少是做巡捕的。他们腰上都插着卡宾枪，护卫一个巨大的木头箱子。
秦北洋听不懂法语，从皮埃尔·高更的语气和肢体动作来看，无非是好好看护之类。
等到高更离去，三个看守松懈下来。阿尔及利亚人抽起水烟，非洲人和越南人打扑克赌钱。秦北洋耐心等待，直到两个打牌的哈欠连天，晃晃悠悠去舱室睡觉。只有高大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水烟越抽越精神，双眼在黑暗中瞪得如同野猫。
忽然，有个黑影窜过阿尔及利亚人背后。秦北洋看得真切，那人握着手电筒观察木箱。是个年轻的中国人，不超过二十岁。
钱科。
秦北洋认出了这张脸——上海赛先生机器铁工厂的少东家，北大教授钱玄同的嫡亲侄儿，湖州钱氏，放弃继承家业的机会，转而去北京南苑航校学开飞机。
阿尔及利亚人察觉身后异样，刚一转身，后脑勺遭到沉重一击，扑倒在地，不省人事。
秦北洋无需抽出唐刀，仅用环首刀柄就解决了问题。
钱科惊讶地看着他，“秦北洋”三个字呼之欲出，却被布满老茧的手封住嘴巴。
“小心！别把另外两个家伙惊醒了！”
九色也蹭了蹭钱科的裤腿，这是幼兽表达友善的方式。
钱科来不及问“你怎么也在这儿？”同样发出气声：“我想看看这里装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大木头箱犹如一座小房子，或者说像一具硕大的棺椁。秦北洋产生不祥的预感。暖血玉坠子又发热了。绕到箱子另一面，发现有扇上锁的小门。秦北洋返回昏迷的阿尔及利亚人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个钥匙串，分别塞进锁眼尝试，如阿里巴巴打开藏宝洞。
刚才高更消失的片刻，就是通过这扇门，进入了木头箱子。秦北洋接过手电筒，照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乍看像佝偻的畸形人，后背似乎有翅膀，更像硕大无朋的蝙蝠。
不，箱子里的怪物长着两对翅膀。
手电光束扫过它强壮的胸肌，一双蜷曲的爪子，狰狞可怖的兽头，犹如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剥了皮的猎犬。
四翼天使。
秦北洋与钱科同时认出了这头镇墓兽。最后一次看到四翼天使，是把它送还到景教大墓。当时它已经严重损毁，只差四分五裂肠穿肚烂。可眼前的镇墓兽，已恢复到秦北洋第一次所见的模样，兽头、胸腹以及野兽的四肢，虽然还有修补痕迹，却都坚固完整。尤其背后两双翅膀，收缩自如的翼膜，精巧复杂，即便现代工业技术也未必能达到。
修复四翼天使之人，必定亲眼见过它自坟墓出土的原始状态，才能如此高度还原。
而有哪些人见过它呢？除了秦北洋，便是欧阳安娜、齐远山、鄂尔多斯多罗小郡王、阿幽、王家维教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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