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春所说的，也就是苏咏霖这样做的目的所在。
泉州和广州是南宋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两个对外贸易港口，是两个市舶司的所在地，对于南宋来说，其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每年两百多万贯的商业贸易税收。
尤其是泉州，还有数量比较大的南宋宗室，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中央机构，使得泉州可以直通中央，几乎算的上是南宋的副皇权中心。
其经济和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而对于明国而言，这两个州也是相当重要的存在。
苏咏霖很早就图谋抢占南宋在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的份额，但是尽管多方努力，却依然发现明国难以在商品经济上和南宋竞争。
通过战争彰显明国的国力和存在，并且组织商队前往泉州和广州等地和当地的外商进行交易，然后尝试把他们拉到明国来贸易，卖给他们一些明国的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
但是外商普遍对明国表示不信任，他们更加信任他们已经站稳脚跟的泉州和广州这两个港口，信任与他们打过很多年交道的宋市舶司体系，对明国这个陌生的存在甚至怀着警惕的态度。
加上南宋官员和本地商人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明国数次派遣的商队除了卖出去一些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之外，没什么收获。
甚至有一次好不容易谈妥了一笔草原皮革制品的商单，结果还给南宋市舶司官员搅黄了。
当时气的林景春大发雷霆，掉了好几根头发。
但是当时也的确是无可奈何，有钱的外商狗大户们对明国这个陌生的存在实在是不怎么信任。
这一方面是历史原因，一方面明国的商业不发达，也确实竞争不过南宋。
在生产力差不多的状态下，宋人通过高强度的剥削打造出了多个世界性质的商业贸易中心，从北宋到南宋，他们陆陆续续整合出了四个市舶司，即密州、杭州、泉州、广州。
金宋战争之后，宋廷失去北方，也就失去了密州市舶司，明国逆袭之后，密州市舶司被明国掌控，但暂时没有运行。
杭州自然就是临安，剩下来两个就是泉州、广州。
几处市舶司给南宋带来的是海量的财政收入。
其通过贸易赚取大量利益供上流社会奢侈享受，等于南宋用举国之力发展商业赚取钱财，而忽视了民生和粮食生产。
其商品经济优势是以不顾人民死活的低人权作为代价建立起来的，所以其低人权优势是讲究民生、重视农业生产的明国所无法相比的。
这种商业繁荣本就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剥削一旦消除，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现状的虚假商业繁荣终将回归于实用和理性。
朱明王朝的农业回流和保守意识形态的回流就是这种虚假繁荣泡沫破灭之后的必然结果。
所以如果放任自流，再过十年，苏咏霖建立的明国也无法在商业上和南宋竞争，估计要再过二十年左右才能出现一些改变。
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国力终究不是商业竞争力能够决定的，明国对南宋的全方位碾压与商业竞争力的关系并不大，以南宋的政府组织效率和战争动员效率，给他把经济收入提高十倍，也无法对抗明国。
它的经济越好，统治阶级的生活就越奢侈，实际国力增长相当有限，人民也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生活反而会愈发困苦。
外贸商业红利全都落入以赵宋皇室为代表的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口袋里去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苏咏霖也是要发展海外商贸的，这是必须的国策。
明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农业作为基本盘，一定规模的商业也是必须的。
在科技实力出现实质性进展之前，对外商贸活动是很好的拉动经济发展、盘活国民经济的方式。
南宋能通过这种帝国主导的模式打造出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帝国，就足以证明其在一定意义上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可以帮助明国改善目前单一的农业导向经济。
明国目前是个毫无疑问的农业国。
苏咏霖把虚假繁荣统统戳破打倒，废除苛捐杂税，劝农劝耕，于是引发了农业回流、逆城市化潮流，使得明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减缓、市民阶层萎缩。
而与此同时，这一波逆城市化潮流带来的是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恢复，由此带来了数量极为庞大的财政收入。
南宋的财政收入总额约在四千八百万贯，而明国的财政总收入在洪武四年已经达到了五千六百万贯，恢复十分显着。
预计在未来数年之内还将不断提升，有望在十年之内进入一亿贯总收入时代。
与此同时，粮食总产量也是年年提升，年年增长，产量上升势头十分强劲，目前完全看不到头。
目前明国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还估计，待黄河改道工程胜利完成之后，这波农业生产的上涨趋势还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届时明国的农业生产收入将创造一个南北宋都望尘莫及的新记录。
苏咏霖的革命行动砸碎了农民身上的枷锁，让人们回到了自己原本应该处在的位置上进行农业生产，这是符合实际的做法。
由此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全面恢复，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繁荣。
然而苏咏霖也清醒的认识到，这不是什么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而是在腐败的政治、残酷的剥削压迫之下被压抑和破坏掉的原本应该具备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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