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有四个儿子，除了嫡长子平西将军王贲以外，其余几个儿子都从了政。显然王老将军深知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包括王贲在内，王家的几个儿子都已经成年，因此没人在老宅里住，只能由家老迎接。
说起来王贲还是扶苏的亲戚。王贲尚了公主，也就是嬴政同父异母的姐姐，因此扶苏应该叫他一声姑父。
之所以成年儿子都不在家里住，是因为昭国变法以后，国法规定，每一户不得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丁住在一起，否则要加征数倍的税金。
这被称为小户制，其目的是遏制昭人原本习以为常的大家族主义，改变国人只知族规，不懂国法的陋习。
孝公变法以前，老氏族各家族长权威深重，与楚国相似，族长虽无官无职，但仍对在朝堂上身居要位的族中子弟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对昭王的权威是极大的挑战。
常有国法不责，却有族长行家法刑杀重臣的案例发生。对私刑严格禁止的商鞅与孝公自然都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就提出了“小户制”这样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小户制造成的大族分裂，就是为了使人民忠于国，而非忠于家，将族长的权威与势力从根本上进行了限制，再无力对抗国法。
不用说也知道，治国先齐家的儒家对此也是捶胸顿足的。东汉两晋南北朝的世家门阀林立，与豪绅一起上欺帝王，下压百姓的格局，才是他们乐于看到的。
当然，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自耕农被逼为农奴、家富而国穷，无力抵挡北方游牧入侵、寒门子弟无法出头等问题，在儒家大义下，都是小瑕疵罢了。国家亡了又如何，家族存续才是硬道理。
直到了唐太宗时代，李世民仍然对当时“恨不能娶五姓女”的风气厌恶不已，却无可奈何，毕竟嫁公主都被退婚。气得唐文宗都发出“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的感慨。
但在昭国，敢于挑战君权的大族，早就死绝了。渭水河畔，商君一日刑杀七百人，渭水为之发红。商君借此早将“国法昭昭”四个血红的大字刻在了所有国人的骨髓里，无人敢有片刻忘怀。
即便昭法禁止，但仍有一些家资豪富的大族，宁可多缴纳几倍的税赋也要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或者即便是分家，分出去后也住得并不远，例如郿县的孟西白三族，虽然分家，然而实际上全族都挤在一起。这是人的社会习性，同类而聚。
但是对已经站在武将最高点的王翦，罚税还是其次，违法才是最要不得的，站得越高，才越要小心谨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王翦比谁都心中有数。
扶苏与上将军自来亲善，家老自然也与长公子熟识，并不将扶苏当外人，在扶苏刚出现在长街尽头时，便领人前来殷勤将他迎进了门。
家老叫王忠，典型的王家家生子，几代人一直为王家服务，因此原本的姓氏早已被忘却。与王家一起迁入昭国后，王忠一家更是早已与本家断了关系。
在战国时代各大家族之中，像王忠这样世代为一户主人服务的人不知凡几，忠诚度往往十分可靠。这样的人的数量，也是一个家族的底蕴和兴盛的体现。
扶苏就知道自己的母亲从楚国就带来了不少继承自母家，世代忠诚于她的家仆，梅子酒也是其中一人。当然，这些人也会逐渐从华阳夫人传给扶苏。
在家老小心引领下，一行人穿堂过廊，到了上将军待客之所，扶苏却发现原来今日上将军府的客人不止自己一个。
除了高进之外，其余人都在家老安排下下去歇息，扶苏跨门而入，只略为扫过那个客人，先与老将军见礼，“见过上将军。”
王翦长身而起，先是笑着回礼，然后亲昵地拉住扶苏的右臂，亲自带他坐到席上，这才坐回上首。
扶苏也笑容盈盈，与老将军寒暄着坐下，目光看向对面的另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一身便服，年龄在三十上下，脸型方正，面容刚毅，眉眼之间英气勃勃，与扶苏一样也头戴高冠。
王翦坐定后，便为扶苏引荐道：“这位是杨平南，年少有为，原本便要想办法与公子引荐的。今日正好，公子可以结识一二。”
扶苏闻言恍然，原来是即将作为王翦副将攻魏的杨端和，对方来拜访上将军，目的应该与自己相似，均是商议军机。
杨端和此人，扶苏此前也略是有耳闻。灭韩之战时，此人不过是一个名声不显的军候。因为在灭韩之战中卓有军功而被主将王翦看重，提升为校尉，因功加大夫爵。不过最让此人名声大噪而使扶苏知晓的，还是他在对赵之战时的卓越表现。
当白起与李牧互锁上党之时，杨端和以弱势兵力开辟了另一处战场，三年之内配合司马靳拔赵二十余城，将昭军的战线整体前推三十五里，直接推到了荆门一线，这才让白起突袭荆门畅通无阻。其人也因功被封为平南将军，加爵官大夫。
杨端和用兵与后来的李信相似，极为擅长轻骑的长途奔袭，曾以五千轻骑将赵奢企图围歼他的五万余兵力在狭小的上郡戏耍了三个来回，面对赵奢多次诱歼都未上当，被赵奢讽刺为“滑不溜手”，因此也被戏称为泥鳅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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