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死了。
五天之前一个普通的咸阳午后，用完了晚膳的楚王熊槐突然停止了心跳，倒在了去往寝殿的路上。
这位掌控南疆三十载，成功扩张到淮河以北、吞灭东越和半个巴地，而使大楚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程度的一代雄主，就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特别，甚至有些单调无聊的午后，永远地合上了双目。
死得几乎毫无波澜。
这位将楚国带到最大疆域，最盛之时几乎能够直接威胁到大昭，却也一次直接，一次间接地导致了楚国险些覆灭的君王，其人是非功过如何，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
至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熊槐心境如何，是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之后的最终释怀，还是悔不当初的蓬勃恨意？
咸阳宫太深，最终陪在楚王身边的宫女又不知所踪，楚王最后时刻的所说所做，便随之成为了一个谜。
楚王崩逝的消息传到之时，来自寿春的使者正好抵达咸阳城外的最后一个驿站。
按照计划，他们本应在明日觐见楚王，并接他回国的。按照已经拟好的国书，熊横已经决定逊位，将王位重新还给自己的父亲。
对此，昭王哀叹不已，为妻兄的命途多舛。至于其中真情实意有几分，外人同样也是只能揣摩而已了。
据闻，华阳夫人更是伤感难言，在楚王的灵堂前哭得几乎晕厥了过去。
孝子熊启更是实打实地为父亲守灵三天，直到晕倒在棺木前，才被抬回了自己家中。
因为这突然的变故，楚国的使者直到住进了驿馆五日之后，才得以通过典客令的再三通禀，在今日正式觐见了昭王，并奉上国书。
这封直接由熊横——昭国并未承认太子横的继位合法——亲笔手书的国书，对于昭国提出的两大基本条件，几乎全盘接受。
之所以是几乎，是因为熊横对于第二项条件的一个附加条件，提出了反对。
这个附加条件是：废除屈氏太后之位。
熊横以老楚王不在，他不能以子废母为由，提出了拒绝。
这个理由，初看起来粗糙得令人发笑，但仔细想了想，还确实是难以反驳。
就如熊横所说的一样，他身为人子，哪有资格去废掉自己的母后？这岂非是乱了伦理纲常？
这是汉代之后，太后之所以尊贵，也是外戚势力之所以强横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老王过世之后，就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合法地废除掉太后尊位了。
这等小花招，大有让昭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用意。
嬴政处理掉老楚王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无非是为了能够顺利安插一个摄政王统领楚国朝政，利用楚国来达到牵扯山东各国的精力。
但熊横利用了这一点，使得废后之事陷入了僵局。
沉思良久，对于晚辈熊横所施展的小手段，昭王政并未雷霆大怒将国书打回，也未立即做出肯定答复，而是扣住了国书，让使者先回驿馆休息。
使者也明白昭王此时定然大为不满，而且关系到楚国危亡，也不敢进行任何催促，只能依着昭王之令做了告退。
朝会随之解散，嬴政只留下了几位重臣回到后殿进行商谈。
只有重臣有资格参与的小朝会上，群臣的意见很明显分为了两拨。
一拨自然是认为太后之事并不重要，只不过是熊横用来恶心人的小手段，完全可以忽略不管，只要将主要目标达成即可。
另一拨却认为此举蕴含深意，故而不能轻易答应。
但至于深意如何，却没人能说得上来，故而多少遭到了嘲讽。
两边谁也不能说服谁，一时陷入了僵局。
而此时，一直并未表态的嬴政看到被传唤而来的扶苏似乎有些欲言又止，心下微动，随意点了他的名字道：“废后一事本就是你添上的，你来说说。”
群臣听闻王上点名，自然停下了纷纷议论，都将目光转向了看起来略有惊讶的长公子。
原来竟没人提出过此事吗？
看来无从知晓过汉代太后威仪的战国时代的朝臣们，即便有过太后称制的经验，也很少能够想象得到一位不受控制的太后能够有多大的权势。
这才没人提出要废掉屈氏太后。
倒也不能怪昭国的大臣们想不了那么远。
在氏族政治还未彻底转向到集权制度时，强大的王族力量完全能够抗衡，甚至压制住仅因为已不存在的婚姻关系而居高位的太后。
齐国君太后曾经的滔天权势，只是因为田氏王族本就根基孱弱，又多次分裂而虚弱，才给了外戚掌权的机会。
若是在昭国，有赵氏王族（嬴姓赵氏）在后撑腰，即便是未成年的君王，比如当年的昭王政，也不会被太后过分欺压。
整个战国时代，唯一一位或许可称得上是权倾朝野的太后，只有大昭宣太后这么一位。
利用魏冉、芈戎、公子悝、公子芾等四贵主政，宣太后执掌朝政长达四十年，将一代雄主先昭襄王大为压制。
值得一提的是，“太后”这一尊贵的称谓，其实也是自宣太后而起的。
但仅仅一个个例，虽然是出自昭国，仍不足以引起太多的警惕。
同样地，因为王族太过强大，导致君王的权威有时也会面临挑战。
比如位居宗正的老族长嬴白，就在王族事务上有着能够动摇嬴政威势的话语权。
因此与其他制度一样，宗族制同样是利弊相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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