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二等”指明朝以士兵在战斗的表现分“奇功”、“头功”两个名号来论功次。
另外，首功制除了以上四等外，大明中后期还出现了“倭贼”功次、“流贼”功次等，战功制下除奇功和头功外还有“次功”之名等
有明一朝，关于军功方面的条例繁多，各种赏格也屡经变易，不过战功制和首功制作为两大基础标准贯穿始终，此消彼长。
洪武、建文和永乐年间以战功制为主，这从永乐十二年军中赏罚号令可以看出：“凡交锋之际突入贼阵、透出其背杀败贼众者，敢勇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败贼众、能救援别队克敌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破贼者皆为头功。
凡建立奇功、头功，其亲管头目即为报知，妄报者治以重罪。
行营、下营之时擒获奸细者，升赏准头功。余俱次功。”
由此可见，永乐时期对将士军功的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战功制，虽然永乐十二年的赏罚号令中还有“哨马生擒虏贼一人来者，赏银三十两；斩虏贼首级一颗来者，赏银二十两”，依照的是首功制，不过这只是针对哨马获功而言。
自洪熙、宣德以后，大明军功的主要认定标准发生了改变，换成了以斩首多少论功的首功制，战功制为辅。
此后，尽管首功制成为明军功制度中的主导标准，但战功制未被完全废除，两种标准依然并存。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流寇，行前还专上书朝廷希望确定军功标准究竟是首功制还是战功制，并在后面建议“计今合当止以战次为额，如某处贼约若干，但能全胜，则约以悬赏若干，而不必论其首功”。
战功制之所以在洪熙、宣德年后沉沦，主要是因为借此冒、滥功者日盛。
首功制好歹还有首级来进行核实，战功制只须巧立名目就可冒功，其真实功绩难以考察，以致于常发生斩首不过几级，而升赏却有数十百人的“盛况”。
正德末年应州的一次战斗，斩首流寇不过十二三人，但却因为巧立“当先冲锋”、“赍旗督阵”等五花八门的名目，以至于官军获得升赏者不下数百，可谓冒滥之弊极矣。
由于战功制始终存在着冒功、滥功这个无法消除的弊端，因此大明的朝廷战功制持谨慎态度，进而转向了首功制。
实际上，首功制的弊端更多、危害更烈，有明一代无论文臣武将都对首功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正德年间御史程启充就曾详言首功制的弊端：“定制：军职授官，悉准首功。今幸门大启，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之弊：权要家赂军士金帛，以易所获之级，是谓买功；冲锋斩首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杀平民以为贼，是谓冒功；身不出门闾，而名隶行伍，是谓寄名；贿求掾吏，洗补文册，是谓窜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间，不出京师，而东西南北四处报功者，按名累级，骤至高阶，是谓并功。此皆坏祖宗法，解将士体。”
而首功制最为外界所诟病的无外乎两点：一是杀良冒功，一是临阵割级。
所谓杀良冒功指的是妄杀平民冒充贼寇，临阵割级指的是在战场上割除敌人的首级，而割除首级者并不一定是杀敌者，士兵之间因为争抢首级而发生的火并屡见不鲜。
其中，杀良冒功可谓危害最大、影响最坏、尤为可恶，尽管明廷对此屡有禁令，《军政备例》有记载：“凡官军临阵，不许故杀投降及被抢并走回人口以报功，违者偿命”。
《大明律》也曾经记载：“凡擅杀平人报功，其本管将官头目失于钤束者，问罪。量其所杀多寡，轻则降级调卫，重则罢职充军。俱奏请定夺”。
对于纵容部下杀良冒功者予以惩罚，杀良冒功之人则依杀平人罪抵死，可事实上这种现象却累朝皆有，事关名利，无法禁绝。
故而，李云天既没有选择战功制也没有首功制作为骁武军的立功标准，他综合了两者的优点并进行了改进，建立了骁武军的这套赏罚分明的军功体系，经宣德帝御准后在骁武军推行。
在落叶坡一战中，骁武军这套军功体系的优势立刻显露无疑，不仅从根本上杜绝了临阵割级的现象发生，而且使得参战的明军将士能全力追杀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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