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德州诸事，便是如此。如今各州县皆已严防，以待不测。只是，这个关永河不可等闲视之，若论行伍经验，较之本地府兵，还要强上许多。德州诸地刀客，上溯二代，多有悍卒，如今当打之年者，漠南漠北，辽东辽西，口内口外，皆有留过声名。”
整个大唐口碑最好的两种无组织但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一种就是河北刀客，另外一种，就是江南剑客。两者诞生的原因也很简单，最开始肯定都是失地，或者家族破败，但又有一定的积蓄，加上曾经也有一些祖辈人脉，就能够通过贩卖自己的武力来换取生存资源。
在动荡的年代中，这种群体的诞生是自然而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于是就诞生了这样的群体。只是他们又毕竟是“弱势群体”，无法形成组织，即便形成了，也会先被军阀后被中央政府镇压。
“侠以武犯禁”，这是铁律。
一般正常来说，到了大唐这种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弱势群体”就会失去活力，逐渐消磨在了社会的劳动生产中。耕地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砍人？
只是贞观朝的变化实在是超出了想象，它的社会的确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经济活动却是相当的“动荡”。
经济交流的地域范围几乎是拓展了数倍，哪怕是丝路，也不再是一小撮权贵或者冒险者的游戏，它是可以下放到一般州县商帮、行会、家族的。经济活动，以及长距离的商品贸易，延续了“侠”的生命力。
于是河北刀客，江南剑客，都以“游侠”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他们并非是固定地在一个地方生存，而是几个地方，乃至几个国家周转。
人生观价值观，毫无疑问已经冲破了曾经的“地方限制”，原本的地方“传统”，是无法再继续约束这种人。
王祖贤筹办镖局时候，原本想的也还是简单，给老弟兄留一条后路。永业田不够开销，还能继续卖点武力给愿意掏钱的不是？
而他们这些见多识广，又屡次参与大战的“民间武装”，又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卖身给哪家商贾，哪怕是卖身为奴给权贵，也得挑挑这个权贵的成色。
同样是国公，柴绍和张公谨能是一回事吗？
同样是男爵，陆德明一个糟老头，和张德这个“青葱少年”能是一回事吗？
开拓眼界之后的“游侠”，他们个人的主观意志越来越受自我意识的操控，情不自禁地会藐视“权威”。而和他们历朝历代的前辈们不同，历朝历代的前辈们，最高理想，也就是“货卖帝王家”，到他们这里，自己卖不卖不重要，重要的是攒下本钱，培养一代两代人，自然而然能够跟着某些自己依附的权贵整体上升。
只是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变数无穷，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坚强意志就会形成坚定不移的一条坦途。
“上呈而来的河北官报，说此人也算是忠义之家？”
“关永河行五，早年人称将陵关五郎，有四个兄长，跟契丹人争夺幽州田亩而亡。”
只说争夺，薛大鼎也是拿捏很到位的，因为早年官方从来没有说要消灭契丹人，但是鼓励民间挤压契丹诸部的生存空间，是显而易见的。
契丹人真正从沧州北部地区消失身影，都要到李客师从幽州都督位子上下来。再到后来朝廷财政宽裕，才有了契丹十部灭亡八个的军事行动。
按照朝廷的估计，一代人之内，就能彻底清除契丹在辽河流域的存在，两代人之后，契丹就只是史书上的两个字。
只是毫无疑问的，想要让一个民族成为历史，并没有那么容易。
即便是现在，漠南漠北，依然有着突厥的遗存影响力。若非安北都护府大都护是个相当暴躁的悍将，仅仅是梳理漠北意识，就要填进去三五年的税赋。漠北这种地界，张公谨远没有尉迟恭来得好用，而且尉迟恭威名在外，较之张公谨这种“蹭经验”达人，是全然不同的。
“难怪能在德州有恁多田亩种棉。”
马周微微点头，但又问了一句薛大鼎，“此人在河北江湖中，颇有名声？”
“算是比较考前的，德州的镖客出去，多有报‘德州关老五’的名头。在江湖中，还算好用。便是到范阳，也是认的。”
“噢？”
有些讶异的马周眉头微皱，原本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经验，河北刀客的存在感应该在大唐开国二十年之后就会趋于消亡。只是毫无疑问的，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他们这些民间武装力量。
便是现在的辽东，随处可见抱剑持刀操持奇怪口音的外乡人。这些人，大多都来自河北、山东、江淮等地。收入比一般人高得多，武力值也是如此。可朝廷在辽东，有时候还会招募一些“勇士”“民壮”，用以维持治安。
对付高句丽余孽，总不能一直用牛刀狂捅，正规军跟菜鸡打久了，也会废。
马周思量了一会儿，用询问的语气问薛大鼎：“对关老五，是招是抚？”
“各有利弊啊。”
一声感慨，道出了薛大鼎的复杂心态。
沧州是在他手上兴旺发达的，固然背地里的勾当多不胜数，但外人看来，他薛大鼎就是有“经济之才”，否则怎么会调他去中央？
想郑穗本，不也是在马周麾下混饭？当然郑穗本现在境界高了，暂时不出仕，“以待天下有变”时候，再跳出来，当然什么时候“变”，郑穗本也没谱。不过他和薛大鼎不同，他郑氏有女郎在狗窝里，就算不做官，日子也不会比朝廷大员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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