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皇帝，他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称赞他是尧舜之君，他所治理的天下是盛世，而且还要后世的史书承认。
嘉靖皇帝虽然不是好大喜功的角色，脑筋也是相当清楚，特别是在清洗了北派的官员勋贵之后，他把东厂和锦衣卫牢牢的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对于下情也不在像是从前那样的睁眼瞎子。
他对于大明天下的情况也是很了解，每个城市之中都是无比繁荣的景象，在检地案过后，也有各种各样的灾荒，可是朝廷和地方上的府库充盈无比，下拨银子也是简单。而且从前担心的流民也不是问题了。
在东部的几省每当有流民之类的苗头出现，招募人手的商人们绝对会比官员和军兵先到，他们上下打点的利索，手续齐备，领人也是简单的很。
还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南京六部的几位大臣，浙江的巡抚和布政使，还有福建布政使，这些南方富庶省份的大佬们纷纷上书，要求革除路引弊政，说是大明之政是士农工商，既然士可以游历天下不需各种文书，那农乃是社稷天下的基础，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呢？
对于此事，内阁六部出了几个出身西北西南的大臣宿将之外，其余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政策，其中大学士严嵩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等到锦衣卫把消息传递上来之后，嘉靖皇帝才哭笑不得的发现事情的真相，现在江南闽粤的手工工场和商行店铺极为的兴盛，本来一个府县里面有五分之一的“雇户”，也就是专门当作雇工来生活的人已经是很了不得了，而且这些人往往还要在城外耕种些零星的土地用来补贴。
自从海上贸易的极度兴盛以来，对于各种货物的产量也是要求越发的高起来，不怕卖不出去，只怕你生产不出来。
府县城镇里面所有能吸纳的劳动力都是被吸收到了手工工场之中，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知府，知州，知县各路地方父母官不约而同的对所谓的“街边浮浪之辈”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衙役们只要是在街上看到，最轻的也是一顿棍棒，地方父老纷纷赞扬，说这是劝导这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辈勤劳养家，当然，地方父老一般都是本地的有钱乡绅，这些人一般都是有不少产业，这些产业里面都是缺少人手。地方有闲人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江南，指望农村的出来多少流民去做工并不现实，一来是乡下都是世代传下来的豪门巨绅，占地极广，地方上的农民大多是这些人的佃户和雇农，受到他们的庇护，这么多年传了下来之后，双方不光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南北朝世家豪门对待族人的态度，轻易不会驱逐或者剥夺佃户的耕地。
再者江南土地肥沃，虽然田赋也是天下最重，可农民们剩到自己嘴里的还算是不错，最起码吃饱问题不大。和北方的农民遇到些风吹草动的天灾人祸，就活不下去不一样。农民们是最不愿意离开自己相依为命的土地，可是手工工场和各种工商业需要人手劳力，这是极为巨大的矛盾。
常有文人的笔记言道：本代刑法之酷烈胜于暴秦，常常是一点小罪农民就会被剥夺种地的权利，流落街头，然后被“不许浮浪”的规条和鞭子逼去做工。
偏偏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朴实善良的，轻易不会有什么错误非得要官府解决，这下子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贫穷省份，他们总是这么想，如果是把路引之类的政策革除，那么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业靠着工钱和鱼米之乡的美誉，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过来做工。这就是各级官员为什么如此积极的上书革除路引之政，而且内阁六部的大部分大臣还非常支持的道理。
不过，他们这么想，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出身的官员可未必愿意，他们那里也就是西安府，成都府还有昆明府有类似江南的情况，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种地为生，若是开了路引，想必人们都是朝着富庶之地流动，若是田地无人耕种，地方上民生凋敝，那自己岂不是要被家乡父老指着脊梁骂街。
这看起来倒好像是现在那些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的议员们，不过根子上有许多的不同，天下间不管是大明还是欧洲，倭国，大凡是官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存在，比如大明的官场就是由同乡，同年之类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乡，往往一个官从科举或者什么别的途径进入仕途，他最亲近的就是同为乡亲的那些官员。
同理官员们总是愿意照顾和自己同乡的那些后进，这里面又有很多人在家乡做官，这些官员往往都是当地的乡绅地主的子弟，如此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关系网，凡是触动这个关系网利益的举动，每一个相关的官员都是全力的阻止，或者全力的支持。
以陕西为主的一派官员虽然是人数少，但都是在嘉靖皇帝清洗京城时候的主力干将，也是兴献王府残存的旧人们最集中的一个派系。
不过，另一派却等于是文官的大多数和南方的勋贵们，皇帝的大权独揽也是相对的说，必需要照顾朝堂上各派的利益和意见，居中调和，这一次却是牵扯到各派的核心利益，双方每天在朝野之中或者是朝廷上激辩，或者是在民间各个书社大肆写文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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