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上尤其面临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赵昺看看堂上的陆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三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成为烈士，或是孤忠芳节，历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与遗民代表宋元之际巨大世变中江南士大夫反应的主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奸和摇摆不定者还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广西，朕以为声势要大，要使我们大胜元军之事广为人知，以坚定士人的信心，以防为敌所诱，走上不归之路。”赵昺见三人已经和自己统一了意见，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道，不过也是暗自发笑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也总算促成了此事。而对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国，就当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再说，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坏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贼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时经略中原之事就曾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政策，靠着金国那些叛降的儒臣辅佐夺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鹰犬也皆是北人将领，而后又先后两次下诏在江南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胁迫前往大都，我们是应该采取些措施。”陆秀夫点点头言道。
“左相，据吾所知并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在夺取江南后不过年余，其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员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过是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微末官员，能谋一胥吏之职也十分不易。甚至将儒士与僧道之流并论，可谓斯文尽扫。”文天祥皱皱眉言道。
“先贤以为‘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吾游历江南时曾见忠于我朝众多的士大夫为防止被鞑虏强行征辟不得不归隐山林，其中不乏鸿儒大家，治国良臣，确应将他们召归我朝，不为敌所用！”应节严接着说道。
“嗯，朕对这些亦有耳闻，贼酋忽必烈为求速胜而采招降政策，降附官员皆优予高职。但是，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而北方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多方排挤，在江北之地各州县居然没有江南士子任职！”赵昺颔首道，“不过有消息称现在伪元太子真金监国，其喜爱汉学，信任儒士，正派人前往江南寻找饱学之士。朕担心有心志不坚者会被其蒙蔽，接受其征召，为其所用！”
“是啊，若是被敌先行得手，对我朝极为不利，出兵广西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陆秀夫听了明确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无异议，我们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陆相统筹计划！”赵昺立刻言道，他其实清楚真实情况要比三人说的要严重的多，而他们只怕也是装不知道，顾忌颜面才一味有意淡化，毕竟他们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员。赵昺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
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这导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便极为困难。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职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且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可是即便如此谋职也异常艰难，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并非都是自愿的隐逸，实是姜太公钓鱼，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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