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上瞒下’这种事情在宋朝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蔡京、王黼把持朝政之事，即便发生了席卷江南的方腊起义，女真人抢占燕京宋军大败，这等军国大事，他们皆可以隐瞒不报。甚至等女真人过了黄河，徽宗皇帝才知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所以说只要稍有作为的皇帝都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以赵昺所知，朱元璋认为这是对于皇权的挑战，他便开始有心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而相权正是导致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在明朝建立之初，王朝的机构基本全部是沿袭自元朝的，对此朱元璋曾批评道：“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诫。”
因此，朱元璋先是废除了元朝的总管地方所有事物的行中书省，其在元末几乎如同唐朝的藩镇一般不听中央管辖，形同割据。于是他分别用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等三个机构代替。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和财政事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监察和司法；都指挥使司管辖军事防务。
三个新成立的机构直接隶属于六部，而不再对中书省负责，而后老朱将涉及六部三司的日常事务，直接移交到他本人手中，命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给丞相的那个奏章副本免了，以后直接给朱元璋自己看以此来大量地消减丞相的职能。
接着朱元璋就剑指总理中枢行政之权的中书省，而作为中枢首领的丞相就成了祭刀之人。明朝一共有四位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除了徐达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三位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但刀却先砍到了胡惟庸的脖子上。
赵昺也觉得胡惟庸即使有过，其实也罪不至死，只是点背儿的厉害。彼时被削减的丞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认定宰相制度破坏了中央集权的老朱一心要废相，其正好身居相位，代表的相权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是说，不管是胡惟庸还是汪广洋当丞相，要么不做事被他嫌弃赐死，要么就是做事被他认为侵犯君权杀死，反正当时谁当丞相谁倒霉，他好是在这个倒霉位置上的倒霉蛋而已。而曾任丞相者，已经告老还乡的李善长，也难逃被赐死的下场。后来为了进一步集权，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令蓝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
在最终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后，老朱重构中枢架构，定义中央的文官与武官首脑。先是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帮他出谋划策。可不久又废了四辅官，自称效仿宋朝的官制，将四辅官改为大学士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谓的内阁制度。在完成了皇帝权力的扩展与宰相制度的终结，老朱等于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三军总司令，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人，并以最严厉的口吻教育子孙，决不允许再有“丞相”。
说道老朱的内阁，赵昺还是略知一二的，其实最早的内阁成员就是作为低品的皇帝秘书存在的，在废除了中书省宰相后，实际上承担了皇帝的政务大秘和顾问。这个职责后来又经过了二次划分，顾问业务也就是提交解决方案的任务划给了内阁，而拟定决策的文书业务交个了司礼监。
所以说内阁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并非不可或缺的，实质上是文臣和皇帝之间的一条纽带，准确地讲，是替皇帝决策，如果皇帝想拿回来决策权力，自然就没法替了。因而明朝一代，内阁首辅的权力就像橡皮筋，皇帝强势，首辅就弱，皇帝弱势，首辅就“替”的多。
如此一来内阁发出的声音只能是皇帝的声音，国家的大事小情皆需要皇帝来做出决策，文臣们只是去执行，权力被大大的削减，再难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哪怕是明朝最为强势的首辅张居正，“代行”君权的方式也不是制度化的公文，而是通过在地方广泛布置“私人”，形成一个个人关系网，才能把他的意志真正贯彻下去，如果没有这些自己人，他的政令一样出不去北京城。
以至于到了后世有人说若是大明朝不灭，内阁制就有可能演变成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但是赵昺以为这基本不可能，或是说是个虚妄的想象，因为老朱早就预留了‘后门’。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除了文官，还有勋贵、还有厂卫，所以说文官的权力就像海边的城堡，一个浪头就能将其拍的粉身碎骨，皇帝只要愿意便可以轻易的拿回权力。
赵昺虽然来自于现代的民主社会，但是来到这个世界后很快发现，想要做点儿事情没有权力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政治理念和体制完全不同的封建社会时代。从而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了权力斗争，而他前世的记忆也让他有意无意的选择了有利于维护自己权力的方式。
建立忠于自己的武装自不必言，没有枪杆子做保证，参与权力争斗就等于插标卖首一般。赵昺在刚刚建立自己的体系时，尽管还十分弱小就几乎同时建立了他的特务组织，而其作用初时并不是获取敌国的情报，却是用来监视朝中的重臣和侦测政治风向，以便在争斗中获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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