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没有单独的宰相的。
宰相的权力，分割在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长官称为中书令，有两个副手为中书侍郎，再下头便有七八个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负责拟定办事意见。门下省的最高长官称作侍中，两个副手亦为侍郎，再下设给事中若干人，给事中负责核对诏命的合理性，合规性，属于操作者。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其下设便是六部了。中书、门下，尚书合起来便被称为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负责对需要决策的事情拿主意，提出办理意见，然后呈皇帝同意之后，形成敕命，然后送门下省复核，如果门下省没有意见，则交由尚书省的六部负责正式实施。在这当中，皇帝有否决权，门下省也可以有不同意的权力，尚书省没有决策权而只有执行权。
三省六部的运作方式，确保了分权的模式，尽可能地把臣子的权力给分割开来了。而在唐后期，又在三省六部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议事堂的制度，在长安之时，议事是有固定的场所的，称之为政事堂。
政事堂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把三省六部的官员们都代来列席会议，有什么问题当场便争个清楚明白，所以政事堂也是一个高官们吵架或者斗殴的场所。大唐的官员们，基本上个个都是能文能武，打起架来自然也是毫不含糊。
说起来，这种制度群策群力，既有民主也有集中，最后形成的方案也属于优化的结果，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都只是决策程序之中的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臣子们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大唐时期，臣子像皇帝跪拜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最多也就是躬身为礼罢了。
帝权，相权相互制约极为成功。
潞州被攻下之后，薛平与田令孜，韩琦，秦诏等人自然也有在一起商议，反正他们都是被李泽看作是保皇堂一派，倒也根本不必藏着掖着。
皇帝到了镇州，纵然现在只保有北地一隅了，但朝廷还是要立起来。在薛平等人看来，三省六部都是要重建起来的。
门下省侍中田令孜这一次陪同皇帝北逃，一路颠沛流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何况在壶关刺杀事件之中，他奋不顾身，满嘴牙齿只剩下了几颗板牙，也算是护驾有功，这侍中之位，自然是可以再继续坐下去的。
而薛平以前便是黄门侍郎，而现在他是皇帝一系之中再武威实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人，一定要在中书或者尚书谋一个位置。在他们看来，尚书省掌管六部，李泽只怕是不肯给他，那便一定要努力谋求到中书省一职。
如此一来，在三省之中，他们便保有两席，李泽肯定是要塞进来一个人的，但在三省之中，他们仍然保有着二比一的优势，即便李泽统摄政事，他们也有与之抗衡的本钱。只要议事堂的制度还存在，他们便有讨价还价以及制衡李泽的东西。
所以李泽嘴里所说的规矩，薛平他们是更加渴望的。他们最怕的就是李泽装糊涂，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把皇帝养在镇州，那他们就没有立场所话。
只有立起规矩，大家都在这个规矩之中做事，那他们才有活动的余地。
但现在，他们却是又惊又怒。
李泽的确准备重立规矩，再建制度，但却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的。
轻飘飘的一句话，便将他们苦心孤诣谋划的事情，敲打得粉碎。
废除三省，单设宰相。这个宰相是给谁准备的？自然是李泽。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现在能理事么？不能。皇帝病重，太子年幼，所谓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也就是变相地向他李泽负责。
这还有他们什么事？
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礼部这些地位得到大大提高的事务部门，他们能捞到那几个部？史部？想也别想，现在武威的官员都是李泽任命的，谁会鸟他们这些人？兵部？就凭韩琦、秦诏、薛平的那点兵马，如何能与李泽的十数万大军对抗？户部？他们有钱吗？现在他们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李泽提供的？薛平知道的更多一些，武威的度支司所行的实际上就是朝廷户部的职能，他们搞的那一套，就算他现在去长安把过去的老户部尚书捞过来，只怕也是一头雾水，双手抓瞎，两眼发昏，连帐目都看不懂。这三个重要的部门一去，他们能得到的也就是刑部工部礼部这些了，但这些部门又能在眼下这样的局势之中发挥什么作用？
一旦现在被边缘化，以后想再翻身可就难了。
这个制度，就是李泽为他独揽大权而量身打造的。薛平霍地站了起来：“我反对！”
李泽不以为意地抬抬手，示意薛平接着说。
“三省六部，大唐施行多年，行之有效，贸然改之，不利朝政实施！更可有效地制衡独夫掌权，君上昏庸。”
“何谓行之有效?”公孙长明冷冷地道：“因为行之有效，所以大唐到了现在这个模样，所以使得天子不得不北狩，使得长安东都尽皆陷落？”
“你！”薛平转身怒视公孙长明。
“难道不是吗？”公孙长明冷笑：“我在长安之时，也见过三省联席议事，敢问田侍中，那几次联席议事，有一件事你们议出了一个结果吗？哪一次不是在吵闹打斗之中草草收场？一个赈济的案子，都能让你们翻出花儿来，明明三言两语就可解决的事情，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一次次拖延不决，最终使得受灾的地方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等你们终于拿出一个方案之后，哪地方，还能找得到被赈济的人吗？最可笑的是，朝廷却仍然拨出了钱粮，而这些钱粮还实实在在的被发了下去，落到了谁的手里，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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