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南仲对付谭稹的方法一向是：我不理你。
皇帝只信我，不待见你这老皇帝的狗，心里非常忌惮你，在警惕严防着你。我就不理你，怎么着？
以不屑回答来无声地鄙视、无视，排斥谭稹代表老皇帝肆意干政。
通常就当谭稹是侍立在新帝身边的透明人，发言不发言都是不存在。
对这一手，谭稹还真没什么好招对付。
耿南仲不和他争执，这怎么也不能说是错，更不能说是罪过。否则，难道肯争斗才是对的？
再者，耿南仲现在怎么也是堂堂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属于朝廷皇权之下的军政两方的二把手，政治地位尊崇之极，代表着国家形象，自然有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威仪，身上体现的是国威，又是新帝唯一可信赖与依仗的人，间接体现着新帝的皇威，岂可对一个区区大内太监动不动就唯唯诺诺丢人现眼，那丢的可是国家的脸面、朝廷的体统，丧的是皇权尊严。
这就是占据大义名分的优势。
耿南仲本人品行能力如何，这个先放到一边，他既在那个位置上，就不是从前的普通人了，代表的是国家权力。
谭稹再牛逼，说到底也只是个内庭太监，身份决定了不方便随时插手干政，否则百官也会心里不痛快，会反感抵触......
这就叫名不正，则言不顺。
所以，历来凡是造反夺权都得先创立个堂堂正正的名号或口号，必须得竖立一个正道的旗号，抢占公道大义至高点，抗衡朝廷正统压力，占据世俗公理人心，赢得认可与拥护，不如此，那就是狼子野心蓄意破坏正常秩序的反社会逆贼，甚至是反人类的魔鬼畜生。
干什么都得有个正当名头，尤其是在干坏事的时候得有正当借口。
这一点，在最讲究道德的儒教统治精神的国度尤其重要。
田虎王庆虽是草寇出身，造反是为了逃避朝廷拘管、缉捕问罪杀头并恃武侵夺朝廷权力，带着手下这帮子不服国家管的凶残强徒挟众划地自立为王，享受本没资格享受到的权力富贵，说到底就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私欲，为能象朝廷那样正大光明肆意盘剥和奴役百姓，能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尽情肆欲虐民，这一点，天下稍有脑子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二者也是打着朝廷腐败不堪，逼得民不聊生，宋王朝气数已尽，是时候当灭了的旗号，并且确实获得了很大拥护。
二龙山晁盖若不是从立寨不久起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队伍也不会发展那么快。
谭稹PK耿南仲还有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现在毕竟不是从前了。
新帝在位，再怎么是没实权的儿皇帝，他也是堂堂正正公开坐在朝堂上那个位置上接受百官朝拜的那个人，最起码的皇帝体统是必须有的，老皇帝若是随意打新帝的脸，也等于是在打百官的脸：怎么着，要我们恭谨朝拜的人，在你眼里就只是个想怎么虐就怎么虐的蝼蚁，那我们百官岂不是连蝼蚁都不如的.......
这一点，在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国策的宋王朝，百官尤其不能容忍。
在宋王朝过于宽松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官员们，无论文武其实都过得很轻松舒心自在，经过上百年，都已经习惯了被皇权尊重与宽容，并且被惯坏了，断然不能容忍皇权肆意轻贱百官，尤其在眼下皇权势微时。
宋朝不是一声声奴才遵旨的鼠尾辫子朝。
退位不退权，实权在握的老皇帝赵佶也不能动不动就发话干涉新帝的决策，何况是区区谭稹。
谭稹也不是昔日的大内总管太监梁师成。
他一没有个在位皇帝方便给他撑腰，二没有梁师成那样的宫中地位权势与立起淫威的机会。
梁师成牛逼时，那是可以代皇帝批奏折，甚至能代皇帝下旨的，相当于半个皇帝，这样的坏家伙，谁敢轻易招惹？
耿南仲明知谭稹的态度基本就是老皇帝的意思，但就是不搭理谭稹，赵佶虽不痛快，却也不能说惩罚就惩罚耿南仲。
最起码的一点：处置了耿南仲，新皇帝就没人可用了，成了光杆皇帝，彻底成了皇位上的木偶，什么威信也没有，什么官员也指使不动，彻底成了皇位上的笑柄，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代表不了国家与皇权，丝毫掌管不了国家，不能代替赵佶处理纷繁复杂怎么也弄不完的烦人的政务，凡事还得他这个太上皇操心应对眼前尤其困难烦人的政务，不能一边悠闲清静修道求仙享清福一边掌权握大势照样至尊无上威福自享，那，立新帝就没有意义了。
这就是耿南仲敢嚣张的依仗。
但，太监这类生物，因为生理残疾而格外敏感，心性通常格外偏激狭隘记仇要面子.......不少的实际就是心理变态者。
此时，耿南仲若是随便糊弄几句也就罢了，说什么不重要，态度才是重要的，但他却偏偏自负地也是已经成了习惯地又如此以鄙视、无视继续甩脸子，这让原本并不是太较真针锋相对的谭稹顿时就怒了，凶性大起，顾不得以往拘着太监身份守太监不得干政本分谨言慎行了，凶威四射，不和耿南仲这老货好好斗一斗，不让这老家伙晓得他的厉害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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