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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皇帝这个职业从来都不是份令人惬意的活计，劳心劳力，繁琐得很，这一点胤祚早在当监国亲王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了，可当他真儿个登上了大宝才发现皇帝的累远比他所预计的还要多得多。先不谈康熙老爷子去世前留下的那一大堆的政务，也不谈胤祚白天要处理政务，晚上还得给老爷子守灵，忙得团团转，就说大清的路将走向何方就令胤祚烦恼得够呛。
大清的体制不变革是不行的，可该变成什么样，如何变却是个烦难的系统工程，但有一点胤祚是清楚的，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的未必就是合适的，领先时代的东西未必就是适合中国现如今的国情的。就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而言，民主、民权、民生叫起来很是响亮，也很动听，胤祚也很是欣赏，不过却不适用，道理很简单：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足以实施此等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现如今大清的经济实力在当今世界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可问题是一者中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要想向资本主义转化并不是短时间里能实现的；二者，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教育导致了忠君思想无处不在，民众始终需要一个皇帝，越强势的皇帝反倒越能巩固江山，这一点即便是到了后世也还是如此；第三，要改革就要有强权，即便胤祚身为帝王也不例外，因此胤祚也不可能在他这一生中搞出什么民主来，至少在他执政的中前期更是不可能。
民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至少在胤祚这代人是行不通的，甚至还得压制“民主”，但埋下民主的种子却又是必须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勃论，该如何做胤祚心中现如今只是有个模糊的影子，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政体要变但又不能变得过猛，也不能变得太过份，否则别说什么保证中华的繁荣昌盛，胤祚自个儿的皇位都不见得保得住，这其中的碍难之处多如牛毛。
政体的改革牵涉面极广，先不说现有的官制体系的强力反弹，就说教育制度要如何改就是个大问题——科举弊端众多，选拔出来的“人才”大多都是些只知读“圣贤书”的贪官污吏之外，真儿个能派上大用场的少之又少，可问题是你不举行科举，别说天下读书人会起来造反，就说治理国家的人才又该从何而来，难不成全靠举荐或是自个儿去挖掘？那明显不可能！普及教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先不提国家将为此投入的巨量资金，就算真儿个普及了教育，该教什么？还是《四书五经》，那这等的普及教育又有何益处可言？
数理化？这套教材胤祚早就默写了出来，也尝试着办了几所技校，培养了一大批的技术骨干，可问题是这东西能普及吗？胤祚很是怀疑，无他，这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是为了当官而读书，就算胤祚强制科举要考数理化又能如何？真的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明显不可能，学习好并不代表能当一个合格的官员，可该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官员选拔体系也不是凭空就能诞生的，因此胤祚在政体的改革上只能是一步步地微调，利用手中的强权和舆论工具慢慢来，急也急不得。
政体的改革急不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可军事体制的改革却已经刻不容缓，先不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等大道理，就说对外战事已经迫在眉睫了——“鸿鹄”海外情报系统已经发回了告急信号，英、荷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大清独占了日本市场已经极端不满，再加上每年高达八千余万两白银的贸易逆差已经使得英、荷两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国民经济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场大海战已经近在咫尺。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换句话说亚洲是中国人的亚洲，这一念头早就埋在了胤祚的心中，为此，胤祚也作了诸多的部署和努力，从海事折子起就开始为这一目标在奋斗，也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如今大清几支舰队在武器装备上是地超出了英、荷两国一些，可从战斗力上来说，大清海军与传统海上强国相比，那差距还不是一般的大，能不能战而胜之还真是不好说，就算是能胜，只怕也不是一两场战斗就能分出胜负的，这场大海战还有得打的。
海军是按照胤祚的建军思想在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尽管目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凭借着大清强大的经济基础，迎头赶上也算不得太难的事情，所需的只是时间罢了，但问题是即便海战胜了又能如何呢？总得依靠陆军去实现占领吧？就八旗军队那些大刀长矛和一些土枪鸟铳如何能去跟西方列强相抗衡？不错，胤祚是凭着前世的记忆设计出了先进的武器，但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生产力水平跟不上武器的先进性，每一支枪的造价高得惊人，要想组成一支小分队容易，要想组建一支军队的话，按现在的生产成本，就算将国库掏空了也就最多只能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这一点兵力能起什么作用？拉出去能打一场、两场仗，可能占领广大的亚洲地盘吗？显然不可能！车床、冲床？有了，虽然还原始一些，可车床的雏形却是出来了，钢铁产量也不是大问题，就连动力也不缺——蒸汽机已经投入实用了，可问题是越先进的武器越需要精密，现有的机械根本无法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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