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北洋衙门外，护兵持枪正立着，虽是盛夏可那头上却依然裹着裹头布，也亏得是在这北洋衙门外，若是搁其它地方，怕那护兵早就把那裹头布取了下来，换上凉快的草帽，可这里总事关衙门体仪，可不容有失。
打从杭州事发以来，这北洋衙门便显得热闹非常，有意图谋以军功，来这里走门路，争取剿任的，也有各国洋行的买办纷纷前来售卖军火的，当然对于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来说，他却不得不千方百计的调兵遣将。
虽说淮军最为鼎盛时兵力达十余万之多，可打从剿定捻乱起，尤自中法之战后，这“祖宗经制”的八旗、绿营不堪为用下，全西式练法的地方团练淮军便隐隐成为“中央军”，开始驻防全国，成为帝国的擎柱，与各地团练乡勇一同成为大清国陆上武力的核心，而各省练军、防军中又以淮军为骨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操习洋操、擅用洋械，各省兵勇操练皆由淮军事的淮军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央军”。
而作为淮军的灵魂和缔造者，以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虽无兵部之名，却又不得不担起兵部之实来——调派各路营防会剿。这会受命调动淮军驰援浙江，剿定杭州乱逆，这如何调兵却着实让他一阵头痛，与其心中，那八旗绿营根本就不在其内，几十年前发匪时便不堪一用，更何况是现在，能靠得住也就只有他眼中“幕气已沉”的淮军以及部分练军、防军。
可这些防军驻防全国，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下，自然不能悉数调动，于是如何调动、调动那些部队，便成为近日北洋衙门里幕僚们争论的话题。淮军要调、豫军乡勇要动，湘营亦要动，还有直隶、奉天等地的练军，就在李鸿章费尽心思调兵遣将时，朝廷令唐浩然将“逆乱附众解往京城”的消息更是在第一时间传至了北洋衙门，顿时在这衙门里掀起了一阵风流来。
“幼樵，这朝廷当真就不怕惹出乱子来吗？。”
在接到京城的消息后，李鸿章只觉得一阵气血上涌，以至于言语中甚至有些不顾朝廷体面。也难怪，他在这边苦心孤诣的保这大清国的时候，朝廷那边却有人不觉事多的在那里添着麻烦，造着事端，他又如何能不心恼。
“荃帅，当年若不是曾文正公与你苦心竭力剿平发捻，这大清国只怕……可今天，咱们这位皇上啊，非但不知当下之局先重以稳，反倒如此一意孤行，如若疆臣离心，到时候如何收拾！”
张佩伦的语中全是担忧之色，看着面带恼色的中堂大人继续说道：
“现在朝廷令其将仁川的那几百人解往京城，以唐子然之脾性，其自然会加以拒绝。”
对于唐浩然会拒绝，张佩伦倒是认为理所当然，原因到也简单，唐浩然于朝鲜统监可谓是护短至极，现在让他拿着几百人的脑袋去保住自己的红顶子，他焉可能同意？更何况那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其苦心培养的人才。
无论是个人的颜面，亦或是“为国惜才”的现实，唐浩然都不可能平白的交出人来，他若是不交人，又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幼樵，现在不是他解不解人犯于京城的事儿？”
李鸿章停止抚须，那双老迈的眼光朝着门外看去时，目中的愁容越发浓重起来，他曾担心过唐浩然对朝廷的忠心，而现在当事情到了这一步之后，他反倒忧心唐子然的将来了，毕竟此事之后，其恐怕再难得朝廷任用了。
“而是无论他是否解人犯于京城，这朝廷对其也是信任不在，纵是其解人犯于京，欲扬名之言官见其好欺，定会再次弹劾以为扬名，到那时候，他唐子然势必为言官口中之肉，任其欺凌，而全无回旋余地，可……他又岂能甘为人鱼肉？”
对于言官之行，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曾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张佩纶又岂能不知，所谓的“清流”正是言官，官场之中的言官，无论是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进而谋求晋身之道，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即是言官出身，当年张佩纶、张之洞与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四人皆是靠弹劾大臣扬名。
见大人这么说，张佩伦便是一阵沉默，即便是他亦无法阻止后晋言官以弹劾唐浩然扬名，以谋晋身。
“如此如说，那唐浩然必反了？”
张佩纶有此紧张的看着面前的大人，以唐子然的脾气，他既然不甘为人鱼肉，那岂不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反？”
摇摇头，李鸿章沉思片刻后，摇了摇头。
“如若唐子然有十镇新军，朝廷如此威逼，其不反亦只能反，而现下，子然虽长于练兵，可麾下不过仅两镇新军，且一镇不过为新练数月之师，其兵力有限，自然不敢反。”
相比于张佩纶曾主掌十数万精锐淮军的李鸿章，又焉不知有时候，为官场之所以造反恰是受朝廷所迫，当年若是恭王、太后待先师和自己如康熙待吴三桂一般，即便是先师心存忠义，便是有自己于一旁相制，亦不能不反了。
同样的道理却不能用在唐浩然的身上，唐浩然自幼未曾身受国朝恩典，且全受西洋教化，西洋者长于冒险，而全不知稳重，行起事来自然少了许多顾虑。现在，他唯一不会反的理由恐怕就是实力不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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