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在黄埔港提出的税则，其实也是今年开始在福建各口岸开始实行的新税则。
因为一刀切的进出港税，让许多小船都不敢进港口贸易，这导致厦门这样的没有陆路通道的港口，几乎失去了福建内地的货源供应，漳州、福州这样的有陆地相连的港口，也只能通过陆路运输，效率和成本都大大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影响了输入货物量。
所以周琅跟海关的人员多次沟通之后，提出了按照桅杆数量征税的办法。
这个办法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几乎将高昂的进出港征收局限到了海贸商船头上，桅杆数量多的，基本都是远洋船。中国船型，由于受到官府限制，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打造双桅以上的商船。内河贸易的，很多都是单桅帆船，甚至是没有桅杆的靠摇橹推动的乌篷小船。
新税则实行之后，果然改善了厦门等港口的输入货物量不足问题，大量的单桅帆船甚至乌篷船驶入厦门等港口，将福建内河流域的各种货物不断送入港口贸易。
至于远洋船，别说欧洲那些大帆船了，就是跑南洋的中国商船，对一根桅杆收一千两银子的税率也不敏感。就是国内贸易，那些双桅船也承担得起。
不过让周琅失望的是，来福建贸易的西方商船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躲起来，原因很简单，福建没有广州可以提供的众多商品。只有一个茶叶是畅销品，可春茶期已经过去，大量茶叶贸易商已经离开。尽管夏天是外国商船到港的最佳时节，可因为进出港税，大量的商船根本不愿意来福建停靠，而是选择了广东。
但广州贸易断绝的情况，让许多商船没有了选择，只能来福建碰碰运气。尽管福建的商品没有广州那么丰富，夏茶对追求高质量的欧洲商船吸引力也不太大。可他们有整整半年的停靠期，没准能找到值得采购的福建商品呢。
于是大量无法去广州的洋船开始来到附近，停靠在厦门、泉州和福建三大口岸，船必须停在港口，人却不一定要留下，他们这时候开始发现，福建对洋人的宽容让人惊讶，竟然允许他们自由进出内地。
大量洋人开始结伴，雇佣当地向导，深入内地城市考察市场。
短短一个来月时间，周琅发现有二十多艘洋船驶入福建口岸，每艘船都是三桅帆船，缴纳三千两进港税，总共也不过六万两，这点钱周琅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随着洋人贸易船到来的贸易机会。
也是通过这些洋人，周琅才了解到他们是被广州禁绝贸易逼来的。
周琅发觉他在广东的行动，竟然能够将广州的贸易机会转移到福建，马上就开始重视起来。
之前只是想去给朱珪制造点麻烦，然后他的政敌将他击败，并不想付出太大的成本，现在看来，他可以加大投入了。
军舰不需要派遣更多过去，二十艘战舰足够封锁虎门，可是对虎门的控制力，周琅有些不放心。
邱通在虎门口，只占领了一座南山炮台，显然不足以控扼这座出海口。于是周琅马上派出三十艘战船，运载了一个军，一万人前往广州增援。“军”是扩军之后新设的建制，一个军就是一万人，由一个副将统领，全福建的軍队，现在整编为十二个军。
这几月来，福建地方越来越稳定，周琅可以抽调更多的兵力，所以就可以从容的调动一个军出征广州。
这一万人去广州，不是去打广州城的，而是控制珠江航道，主要目的就是本着虎门的，只要控制了虎门，广州贸易也就被周琅控制了。
虎门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而且易守难攻，多出航道两岸都是山，布置大炮就能封锁整条航道，正是因为广州最方便控制，所以一口通商的时候，乾隆才会选择广州，而不是宁波或者其他地方。
朱珪的麻烦终于来了，不但惹来了周琅，而且一直对他很忌惮的大清第一权臣和珅，终于扣动了射向朱珪背景的武器扳机。
和珅正式向皇帝弹劾朱珪怯战，纵贼，虐民三大罪状。贼寇兵临广州城，朱珪坐拥大军数万，却不出战剿贼，是为怯战；贼匪横行珠江，朱珪不调水师拦截，是为纵贼；反倒在广州禁绝贸易，不顾小民死活，是为虐民！
向皇帝弹劾朱珪，只是走一个程序，和珅很清楚，这件事上乾隆这个太上皇才有决定权，而他有信心乾隆会支持他，因为他已经先跟乾隆汇报过了。
嘉庆皇帝也很清楚这件事谁有决定权，因为乾隆退位前下过旨意，府道以上官员的任免还是由太上皇指导处理，朱珪可是一个总督，嘉庆无权决定。尽管他很想当场驳回和珅的弹劾，因为朱珪是他的恩师，可他不敢，他只表示需要向太上皇请示，姿态放的很低。
嘉庆去向乾隆请示的结果就是，乾隆希望把朱珪从两广调走，降级调任安徽巡抚。嘉庆心里很痛苦，但却不敢反驳，只能称赞太上皇英明，然后亲自拟圣旨给他的师傅，圣旨上沾了不少泪滴。
和珅赢了。历史上和珅也是成功将朱珪降级，不过当时弹劾的罪名是不作为，由于闽浙海域常年海寇出没，和珅将其归咎于朱珪不肯在广东拦住海寇，这就真是莫须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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