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兵的糟糕军纪，让民兵这个词汇渐渐带上了一层贬义，黄求还并没有因为对方讥讽自己带领的是民兵而生气，因为他带领的确实是一群民兵。
美洲的兵役制度，跟中国国内类似，有战兵、辅兵和乡兵三级，而且美洲兵役制度，几乎就是黄求还一手打造的，他很清楚乡兵的水平。跟美国民兵半斤八两，所以他发现史考特带领的軍队战斗力相当于正规军之后，就放弃了跟对方正面决战，用了许多小计谋最终包围了对方，靠围困迫使对方投降。
如果手里有一支能战的强兵，黄求还不会这么做，如果放在十年前，黄求还也不会这么做。但他手里没有强兵，同时他已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少了些许火气，多了些许耐心，以及时间沉淀下来的城府，心中又装满了中国古代留下的大量阴谋诡计式的军事智慧，不但把战争看作是血勇之气的拼杀，更看成是尔虞我诈的猎场。
欧洲军事学说诞生的时间较短，又跟贵族文化结合的太过紧密，带有大量温文尔雅的贵族习气，让他们在战场上保留了一些看似让人触动的文明成分，可实际上这是一种不成熟。战场是一个不讲规矩的地方，唯一的目标只有胜利。
跟文化中许多现象一样，欧洲战场上留下的一些战争文化，被中国知识分子推崇，比如不崇尚杀人，对俘虏尤其是贵族俘虏优待，中世纪时候换取赎金，后来渐渐的成为一种双方认可的文明方式。战场上也不刻意去打击对方的指挥官，这被认为是不名誉的暗杀行为，中国则讲究的是擒贼先擒王。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认可，但大可不必过于迷信，迷信是因为文化上的自卑。这些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在中国的贵族时代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在春秋的战场上，也大量讲究这些规矩。比如宋襄公参与争霸战争，跟楚国打了一场泓水之战。
当楚国軍队渡河的时候，宋襄公手下谋士子鱼建议半渡而击袭击楚军，宋襄公拒绝，认为这是不符合礼仪的，等到楚军过河之后立足未稳，谋士建议攻击，宋襄公依然拒绝，表示要等对方排列好阵势。
这场战争中，宋襄公跟手下谋士子鱼的对话留下了许多春秋时候作战的礼仪，比如“不以阻隘”意思是不依靠险关来杀伤敌人，“不鼓不成列”不攻击没有排列好阵形的敌军，“不禽二毛”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不重伤”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
宋襄公这些不趁人之危的君子作风，被战国之后“道德沦丧”的军事家们批评了数千年，成为不知兵的典型。
除了宋襄公，战国之前，中国人的战争中，文明的成分还有许多。史书记载的楚国和晋国之间的战争。后世多将晋文公退避三舍当作一个计谋进行描述，但当时既然能够做出这种行为，说明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也是一种君子风度，因为楚国对晋文公有恩，所以他愿意退让一步；史书记载，楚国打赢了晋国，晋军撤退，楚人并不去追击，因为不攻击逃跑的敌人后背，也是一种君子作风，更让人惊讶的是，看到晋军的战车陷进了污泥中拔不出来，楚军士兵还主动上去帮忙，这哪里像战场？晋军不但不惧怕上来帮忙的楚国士兵，反而嘲讽说，我们晋国可没有你们楚国那么丰富的逃跑经验才陷进来的。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推崇中国古人在战场上的脉脉温情，反而对欧洲遗留下来的战争文化津津乐道，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心理立场上的问题。
春秋战国的长期混战，让战争道德急速下降，战场上的脉脉温情开始消失，以中下士大夫阶层推行的战争文化开始普及，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战争规模的扩大化，战争终于不再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游戏，而开始成为一种民族战争。子鱼、曹刿这样士大夫阶层代表，开始站上了历史舞台，将他们的道德观念取代了君王这样的大贵族的道德观念，在战场上成为主流。
战国中后期，秦军动辄杀俘，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温情了，不过在当时秦军的作为，也是不被接受的，所以留下了恶名，让东方国家认为秦国是蛮夷之国。
秦汉之后，中国的战争形态开始从中原诸侯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转为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征服与反抗之战，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带来了更加激烈的草原战争方式，这时候道德更加下降，动辄堆积人头京观，屠城，拿人肉做军粮，已经没什么规矩了。
西方也是如此，但要晚很多，到了一战、二战时期，贵族时代的风气基本绝迹，狙击战术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战术，到了21世纪，斩首行动都开始被军事界所推崇起来。
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种风气还存在，有一个英国狙击手帕特里克·弗格森，曾经在背后瞄准了华盛顿，但没有扣动扳机，原因是华盛顿正在离开，他不愿从背后射杀一个没有防备的敌人。否则历史就可能被改写，与此对比的是，英国指挥官却因为被美军狙击，导致许多战役的失败。著名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军士兵莫西·墨菲用线膛步枪在500米外，一枪狙杀英国将军西蒙·弗雷泽，10天后英军投降。这一战，有北美独立战争转折点之称，这一枪，就是转折点之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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