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遇见谁了？”紫苏停下手里所有的家务，把双手在厨房的擦手巾上胡乱抹抹，转身对着我，双手叉在腰上。“你还不如告诉我你遇见鬼了，我反而比较能接受，开什么玩笑！”
我又何尝不是觉得整件事诡异至极。梦境居然变成现实，而且是有色彩和温度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他回来，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紫苏继续忙碌着，她不看我，一直皱着眉头。“直觉很差。”
我有点儿诧异地笑问：“怎么？”
“总感觉有什么企图。”
“应该只是吊唁，顺便拿回骨灰。”我黯然。
“你们聊到藤木澈的事了？”
“没有。”
我们谁也没有提过一个字。
算起来，那一年我确是十岁。时间已进入九十年代，年纪尚小的我丝毫感受不到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家中渐渐变得贫困，不同于偏远山区或农村，这种由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贫困仿佛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就好像身边的同学都有新的运动鞋，而我的却总是旧的那双。
四口之家的生活只维持了一年，藤木夏海回到的生母身边。分离的情景，无论怎样回忆，还是一片模糊。
时间无声地流逝。
母亲与藤木澈排除万难的婚姻却没有想象中幸福，也许她在婚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她因为癌症去世那年，我的大学刚刚念了一半。
期末考试也来不及参加便从外省赶回来奔丧，一路上火车车轮敲击铁轨的空洞声响，一如从我胸腔中迸发出来。送葬队伍哭声震天，我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只觉得头痛欲裂。取完骨灰，我双手抱着轻而又轻的罐子在殡仪馆里迷了路，几个小时后才被紫苏找到，她搂着我放声大哭，我却还是发不出一声悲鸣。
葬礼的当晚，我对酒醉的藤木澈说：“大学还有两年才毕业，我的学费”
他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现我的存在。漫长的几秒钟后，他拿起酒瓶走开，直到我离开家便再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没有料想的结果。
只是一瞬间便可以成为陌路人吗？
回到学校，央求校方仍然让我住在学校宿舍。有了容身之处，辍学一年，在酒吧做酒类促销员和业余日文翻译赚学费和生活费。
一年之后的秋天，藤木澈酒醉后脑部受到重创，陷入昏迷状态。
“话说回来，他用什么方法找到你的？”紫苏奇怪，“跟老家那边不是完全没有联系了吗？”
“啊？什么？哦。我又没有刻意躲起来，想找总归是有办法的吧！”我大而化之，觉得怎么找到我这件事并不重要。
“你会把藤木澈的骨灰交给他带回？”紫苏问，“他过世后的每个清明，你不是还会去寺里探望，这样一来要怎样？”
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
“呆在出生地和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跟前比较好吧！”
“他病重时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都不知躲在那个星球上。”紫苏忿忿，“我不相信你寄出那么多信，竟然全部石沉大海！只有你才会单纯地认为那些信根本没有寄到他们手上。”
我沉默不语。有些事如果不用巧合来解释，那实在会让人相当的苦闷。
救了我和女孩的那一天，真是奇妙的一天。
名字叫做“榕树下”的那间唱片店被设计成一栋两层的建筑，藤木夏海暂住在二层的阁楼上，一个硕大的旅行背包静静地靠在墙角处。
和式风格的装修，我们隔着一张矮桌对坐在榻榻米上，相对无言。我不知道该怎样展开话题。我甚至不知道该说哪种语言。这种沉默尴尬的场面实在不是我擅长的。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我终于还是先开口。
夏海的脸上挂着一副难以捉摸的神情，他仍旧看着我不发一言。
我把刚刚的意思又用日文表达了一遍，询问地看着他。
他迟疑了一下，突然笑了。
“我能听懂中文。也可以说中文。”他有点难为情地说，中文虽然生硬，但是还算流利。
有几只蝉寄居在靠近屋顶的那棵榕树上，它们拼命地欢唱着，这些昆虫就没有什么烦恼吗？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反应才算得体，对话便又中止。绞尽脑汁想说一句漂亮话，这种紧张让我心跳加速。
突然，出其不意地。
“你好么？”
夏海这样问，他伸出右手，轻轻地覆盖在我无意识放在桌子上的左手。一切语言和动作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他带着魔法，只用三个字，就叩开了我的心门。
我记得，藤木澈直到停止呼吸，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最长的一次，我一周没有去医院。我想逃走。只是当我意识到是我遗弃了他，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
终于还是爬起来。
做酒类促销员无法负担高额的医药费，我在一个一同在酒吧打工的女孩介绍下，去做所谓的“红包女郎”。
穿上行头，画上淡妆，在高级会所里的大圆桌旁跟所有陌生人适时地微笑寒暄，曲终人散后，从别人手里接过或厚或薄的一个个“红包”。
钱也并没有收的心怀鬼胎，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谢上天让我生得美丽。只是饭局结束后的任何活动我都不会去参加，这是我心里唯一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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